同窗

1.人们最终会屈服是因为他们自己都太孤单了。The reason everyone gives in the end is they get lonely doing it on their own. 2总是怀疑别人的人都是高度怀疑自己的人。That people who go around suspecting vice in others are highly suspect themselves. 3任何美丽的事物都有些许不平衡。 Everything beautiful is slightly lopsided. 4The moon shines bright.On such a night as this.当甜美的风温柔地吻上树梢，却不发出一丁点儿声响。When the sweet wind did gently kiss the trees and they did make no noise.

5你读卡尔·马克思(共产主义者)的书你就是共产主义者了吗？正是因为你是共产主义者你才读他的书！(这个让我挺深刻的，那句话，"You are what you read.")

6人生就像梯子，Tommy,千真万确。

最后，为友谊干杯。

班尼特真的很可爱，有着孩子气的纯真与纯情。

❤️

❤️

好美啊。其实爱从来都是稀有珍贵的，无论是爱情中的爱，还是友谊中的爱。而欲望从来就屡见不鲜。这张图让我想起我那位好友。

这才是真爱吧，点题了，同窗之爱，友谊之爱。

摘自 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修订版） 季广茂 译

第一部分

一　马克思如何发明了征兆？

9．“律令就是律令”

[...]

帕斯卡尔的“习俗”与索然无味的行为主义智慧（“你的实际行动决定你的信仰的内容”）区别开来的，是信仰前的信仰（belief before be‐lief）的悖论性身份：主体先是遵奉一种习俗，然后相信了什么，但又对此一无所知，因此，最终的皈依（final conversion）只是一种形式行为（forma lact），我们通过这种形式行为认识到，自己真的已经相信了什么。换言之，行为主义者对帕斯卡尔所谓“习俗”的解读所遗漏了的，是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外在的习俗是物质支撑物，它总在支撑着主体的无意识。马雷克·卡尼沃斯卡(40)执导的电影《另一个国家》（Another Country）的主要成就，就是它以敏感和精致的方式，指出在皈依共产主义（conversion to Communism）的问题上，“相信了什么，但又对此一无所知”具有的不稳定身份。

《另一个国家》是一部由真人真事改编而成的电影，讲的是两个剑桥学生之间的关系的故事。一个学生是共产主义者贾德（Judd），其真实原型是约翰·康福德（John Cornford），他是剑桥左翼学生的偶像，1936年死于西班牙；另一个是家境殷实的同性恋者盖伊·贝内特（Guy Bennet），他后来成了苏俄间谍。他在其流亡地莫斯科向采访他的英国记者回忆整个故事。盖伊的真实原型当然是盖伊·伯吉斯（Guy Burgess）。这两个学生没有性关系，贾德是唯一对盖伊的魅力毫无感知的人（如盖伊所言，贾德是“贝内特规则的例外”）：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贾德成了盖伊的移情认同点（point of his transferential identification）。

故事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公立学校”的环境中：那里弥漫着爱国的空谈，充斥着普通学生对学生头领（“诸神”）的恐惧；但是，尽管充满恐惧，还存在着无拘无束、轻松自如的活动；有一个有趣的滑稽模仿的小圈子，它掩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世界。在那里，极其淫荡的快感大行其道。极度淫荡的快感首先表现为盘根错节的同性恋关系网络。因此真正的恐惧恰恰在于如此快感带来的沉重压力。职是之故，30年代的牛津和剑桥才为克格勃（KGB）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人才资源：不仅因为富家子弟在经济和社会危机期间过着优哉游哉的日子，并因此生出“犯罪情结”（guilt complex），而且因为这种令人窒息的快感气氛，以及如此快感气氛导致的沉重张力。只有通过弃绝这种快感（这也正是“极权主义”的吁求），才能化解上述沉重的张力。在德国，知道如何占这个吁求位置（place of this appeal）的，是希特勒；在英国，至少在精英学生中间，克格勃的猎头们最为精通此道。

这部电影值得一提的，是它描绘盖伊皈依苏联所采取的方式：其精密雅致是由下列事实证实的——它没有直接描绘盖伊皈依苏联的方式，而是展现其全部细节。这就是说，占据了电影的大部分内容的、对30年代的倒叙，在盖伊皈依后戛然而止，虽然盖伊对自己的皈依一无所知。这部电影极其精致地略去了形式性的皈依行为（formal act of conversion）。它在某种情形下中止了倒叙，该情形与下列情形极其类似：某人已经坠入情网，却对此一无所知，职是之故，他赋予自己的爱意以这样一种形式：对他所爱之人采取极端的狗智态度，并对所爱之人发起防御性的攻击。

仔细些看，这部电影的结局是什么？对这种令人窒息的快感的情形作出的反应有两种，而且两种反应截然相反：一方面，贾德放弃快感，公开承认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因为这个缘故，他不可能成为克格勃特工；另一方面，盖伊成了极端堕落的快乐主义者，不过他的游戏开始分崩离析。“诸神”以仪式性的殴打（ritual beating）令他蒙羞。他之所以遭到仪式性殴打，是因为他的仇人、一位爱国的求职者（career seeker）揭露，盖伊与一个年轻学生建立了同性恋关系。盖伊因此丧失了翌年晋升为“诸神”一员的机会。这时，盖伊意识到，要摆脱这种再也无法维持的情景，关键在于他对贾德的移情关系（transferential relationship）。有两个细节微妙地暗示了这一点。

首先，他责备贾德，说他没有从资产阶级偏见中解放出来。尽管盖伊满口平等和友爱，但他依然认为，“某些人因其做爱的方式不同而优于其他人”。简言之，他捕获的主体是已经对之移情的主体；他之所以移情，是因为他自身存在非一致性，存在匮乏。第二，他向天真的贾德展示了移情的机制。贾德认为，他相信共产主义是真理，这种信仰来自他对历史和马克思著作的深入研究。盖伊对此答道，“你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不是因为你理解了马克思；你理解了马克思，是因为你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也就是说，贾德理解了马克思，是因为他预设马克思是某种知识的持有者，这种知识能使人获知历史的真相。这和基督教信徒是一样的：基督教信徒相信基督，不是因为神学论证令他口服心服，相反，他对神学论证心有灵犀，是因为他已经沐浴在信仰的慈悲之中。

初看上去，情形似乎是这样的，上述两个细节告诉我们，盖伊已经处于使自己摆脱对贾德的移情的边缘（他以自己的非一致性捕获了贾德，此外甚至揭示了移情的机制），但真实的情况依然与此截然相反：上述细节只能证明，“知者迷失”（those in the know are lost），即拉康所谓的“les non dupes errent”(41)，是怎么回事。恰恰作为一个“知者”，盖伊跌进了移情的陷阱：只有在某种背景上，他对贾德的两次指责才有意义；这背景便是，他与贾德已经建立了移情性关系。这和接受精神分析的人如出一辙：精神分析师微不足道的弱点和失误，都足以令他欢乐开怀，这是因为移情已经在发挥作用。

就在盖伊皈依苏联之前，他发现自己处于某种状态之中。这种状态，这种极端紧张的状态，通过下列细节极佳地表现出来：先是贾德指责他，后是他对贾德这种指责作出回应。贾德指责盖伊，说他把事情搞得一团糟，要怪也只能怪他自己。如果他在行事时稍微谨慎一点，如果他能够遮掩他的同性恋行为，而不是不可一世、趾高气扬地到处炫耀，就不会出现讨厌的败露，不会使他走向毁灭。盖伊对此指责的回应是：“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比彻底的放浪形骸更能掩人耳目？”当然，这正是拉康给“具有特定的人性维度的欺诈”（deception in its specifically human dimension）所下的定义。根据这一定义，我们借助于真理来欺骗大对体：在一个人人都在寻找掩藏在面具下面的真实面孔的世界里，引导别人误入歧途的最佳方式，就是戴上真理的面具（wear the mask of truth）。但是，维持面具与真理的一致（coincidence of mask and truth），是不可能的：这种一致不仅无法使我们“与同伴直接接触”，而且使得情形不堪忍受；所有的交流都是不可能的，因为通过这一披露（disclosure），我们被完全孤立起来。成功交流的必要条件是，外表与外表隐藏的背面（hidden rear）保持最小的距离。

因此，唯一的出路是遁入对超验的“另一个国家”（共产主义）的信仰，即相信存在着“另一个国家”；遁入阴谋，即成为克格勃特工。这引入了面具与真实面孔的鸿沟。在倒叙的最后一场景中，贾德和盖伊一起横过校园。这时，盖伊已经成为信徒：他的命运已经注定，即使他对此一无所知也是如此。他的导语——“如果共产主义真的存在，那不是很奇妙的事情吗？”——揭示了他的信仰。当时，他还在把这种信仰转送、转移给别人。然后我们直接步入了几十年后的流亡地莫斯科，在那里，把又老又瘸的盖伊与其祖国联系起来的仅有的快感残余（leftover of enjoyment），是对板球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