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花绿叶

看了一些评论。1. 电影并没有刻意宣传某种价值观。如果在西北农村住过就知道，导演只是刻画真实的现状。现实很残酷，难道要为了政治正确掩盖真相吗？打开真相才是改变的第一步。2. 靠人物独白撑起叙述。我绝不认同。男主角不停喝水看女主的前任的照片。买零食。女主角回家看照片。半夜不安把被子包在头上。古柏要去兰州，却拿着妈妈给的油饼子偷偷去看了回了娘家在干活的阿西燕。农村青年的爱情，多了一点含蓄，这些都不只是通过自白表述的。3. “现在并非以前了，没必要继续就贫困讨论”。我的家乡依然如此，和电影中所展现的一模一样。我却从来没有看到有影视题材体现西北农村青年人的婚恋，挣扎。4. 下雪特效这个事，我认为是没有影响感情表达的。因为拍的真实动人，和我小时候很多记忆想通，沉浸在故事里，看不到所谓特效的别扭之处。

最后说一些我看到的细节。西北农村宴客，就围绕着一个字，吃。吃好了没？没吃好吧？女人们就是围着厨房下面条，男人们坐在炕上。如果你要问我这样好吗？我当然觉得不好。我小时候看到也觉得不好。但是它真实，媳妇嫁过去就是和婆家生活，给婆家干活。我不喜欢这个现象极了。但是要展现西北农村的青年恋爱，婚丧嫁娶，这就是现在的状况。还有，根据尔里家里的装潢，初步判定阿西燕嫁到更穷的一户了。这应该更进一步加重了古柏的自卑。

最后，我希望所谓的电视摄影没有掩盖梯田麦浪的美，希望你们看到美丽的田野，不是纠结在电视摄影上。说到底，什么是电视摄影？谁能给我讲讲？反正我觉得挺美的。

又见西海固。阿西叶赌气回娘家后，古白偷偷去看她，在阿西叶搭麦垛时导演给了为数不多的慢镜头，我们随着镜头和古白一起又一次爱上阿西叶，而后是在绵延的沟壑间一遍遍喊着她的名字，群山没有回应，回应只在古白心里。 整个影片缓缓展开，平淡如未经翻炒的葵花籽，也像阿西叶和妹妹在炕上打毛衣时直白的清唱，歌中求学的满拉（阿语，学者的意思）已逝，阿西叶想起的是尓里吧，但正如她所说“我不能这样对你（指古白）”，善良与忍耐是她的底色，逝去的人已逝去，活着的人说“我要好好个活一哈里”。古白意识到自己不能像堂哥那样有钱，经济的窘迫让他在深夜里恸哭，这是他第一次在影片里哭，那种无力感被弟弟突然打断，这里没有劝慰，只有抱怨说大半夜嚎（哭）什么嚎（哭）。温情的一面也有，在蔬菜大棚里是现代医学和宗教的冲突，妈妈说“人家说的个大夫话”，是啊，立场不同，观念不同，你有你的看法，我也托靠真主。这里展现了宗教式的神性的爱，“我从没觉得你哥是累赘”，无论你是什么样子，我都觉得那是神的造化，我接受你残缺的样子并将毫不怀疑的爱你，这里的确让我感动，我也想爱每一个不完美的人，也想被爱。另一处宗教式的爱来自影片后半部分，古白和阿西叶历经无言的磨合，暂且让我们认为他们相爱了，那接下来就是一个古白这样一个宗教徒最虔诚的祈祷：真主慈悯，你把你的考验放在我身上，你把你的疼顾给阿西叶。 穆斯林生活和精神世界中的献身意识和牺牲精神，我愿把我献身给苦难，只希望把同等量值的祝福给对方，如果神应允的话。 影片失语的部分也很多，对古白隐瞒病情一事导演只给了阿西叶离去这一动作语言，而没有更为直白的语言争吵之类的实质话语，质疑与解答也是由医生和婆婆完成的，这势必让阿西叶这一女性人物失去了主体性，也在被总结中变得单薄，那么，她该失去吗？接着是古白的独白，不断强化着一个西北男人自卑、淳朴、真诚的形象。

古白独白用的的确有点多，故事情节推进都用独白代替，导演在偷懒。好几处的钢琴声缓缓流淌，正给人宁静之余大提琴的声音进来了，大提琴太像人声了，像一个人在悲咽。 最后的雪景很假，跳戏。 我们不仅仅只满足于导演给我们的，例如一个西北男人的心路历程，一段婚后爱情故事，一次不同立场的争辩，我们也应该对那些略过的部分产生好奇，阿西叶为什么回来了？迫于压力吗？那又是什么压力？生活惯性吗？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惯性？她呢，作为女性的阿西叶怎么想？而她又为什么这么想？妹妹开头那句充满敌意的话“妈妈已经把嫂子打算顶在头上了，就看你的了哥。”不瞒你说，我从这里面看到了一种女性对女性的敌意，争夺注意力也好，争夺生存资源也好，厌女也好，问题真实存在，希望对这方面有所表现。其实妹妹这个人物的复杂性表现出来了，前面她有敌意，后面虽是为了故事推进才有了打毛衣 挑花样 唱花儿的场景，但一个人物的复杂性有了，虽然远远不及生活的复杂程度，但起码有说表现。

民族题材，尤其是回族题材太少了，无论如何我都会给五星，其中一星是空镜头时清真寺喇叭里似有似无的诵经声，我好久没有听过这种环境音了，以后大概也不会有了，但生命有痕。

刘苗苗老师说了，这次接受第一导演（ID：diyidy）的专访，“要把话说得有意思，把自己调动一下”。

稍稍这么一调动，好家伙，这本行走的电影历史书，撒下一路花边大料，刹不住车，绝对老司机。

刘苗苗

从当年父亲被周恩来总理首肯的年代说起，聊到自己小时候偷看《红楼梦》的快乐岁月，再到父亲离世，母亲给她看鲁迅杂文中《死》这一章节的惊悚之夜。

而高潮戏还在后面，在她以16岁最小的年纪考上北电78级导演系后，为了逃避学业压力，选择遁入爱情的“深坑”，还有被陈凯歌“吹嘘”了40年她勇闯男澡堂给男友烧热水的壮举。

她眼中的田壮壮、陈凯歌、张艺谋，可能和田壮壮、陈凯歌、张艺谋眼中的自己，都不大一样。

刘苗苗和田壮壮

到了后来人生最暗黑的时期，几进几出精神康复中心，从近乎崩溃失控，到完全掌握抗击颅内恶魔的办法。

靠的只有电影。

从长发变成了寸头，她的故事太多，但懂她的人太少。

什么叫懂？

就像田壮壮老师，从不在患病的她面前说一句“你要注意身体”，他只会说，“你这件小衣服真漂亮”。

等一下？刘苗苗是谁，你是不是还不清楚？刘苗苗拍过什么电影，你是不是还没看过？

我觉得在了解这些事情前，不妨先看看轻松的，又有点忧愁的流金岁月。

然后，再去了解她还是中国最杰出第五代女导演之一，《马蹄声碎》是最早在长征主旋律题材中注入女性意识的电影，《杂嘴子》拿下第50届威尼斯电影节国会议长金奖，“那个外人眼中，几个办公室老头抽着烟、喝着茶就评选出来的大奖”。

她有部新电影，叫《红花绿叶》，回到家乡宁夏，寻找最初的纯善。

《红花绿叶》

即便票房不足100万，但她就站在历史的岔路口，不愿意选择，不求一丝的改变，因为她信，站在这，“爱你的人一眼就认出你来”。

一个停留在90年代某一时刻的导演，大家都散了，她还盯着那朵花看，她发现，花蕊中有一只蜜蜂。

01、文艺启蒙：从小偷看《红楼梦》，爸爸去世时我很害怕“死”

西海固和我的关系特别独特。

1958年之前，我父亲刘震寰属于抗美援朝志愿军的铁道兵二师，是师长，也是铁道兵的创始人。

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前，我爸在甘肃做省统战部的副部长，然后在中共中央批示下，到了最贫困的西海固。因为那是回族聚集地，他是回族。

大概在我十二、三岁的时候，我家啥都没有，房子像一溜火车厢，一个门一个门的，就有两床缎子被。

人家都笑我，说你们家还有火车厢一样的房子，还有缎子被，还说你家啥也没有！

车是公家配的，等我爸从民政厅厅长一直做到政协副主席，家里面依旧啥也没有，所有家具上还都按着公章。

爸爸工作很忙，平时见不着，永远是到了半夜三更，听着脚步声，听到门响。

那时候南粮北调，他每年到北京开北方农业会议，周恩来总理主持。每次回来都忧心忡忡，吃不下饭。因为说我们工作做得不好，就知道问中央要粮。

只有一次我爸回来挺开心的，说总理招待他们在会议上吃饭。周总理知道他叫刘震寰，然后跟他端杯说，四川有个大军阀也叫刘震寰，跟你的名字一模一样，但你是我们共产党的刘震寰。

他就高兴的啊，哈哈哈哈哈。

但家里人不太讲过去的事情，尤其我父亲，打过仗的人是不太爱说打仗。

他只有看黑白版《南征北战》的时候才感到亲切，演老师长的演员说一口四川话。我爸就特兴奋，他说那师长就是四川人！

1952年《南征北战》

当时的电影人，本身就是战士。

像武兆提（《英雄儿女》导演）、刘世龙，都是解放战争时期首长的警卫员。1949年全中国解放，首长问他，你想干吗？要脱军装了知道吧？他说我想演电影。首长说好，去吧。长春电影制片厂，《英雄儿女》。

你看三大战役的纪录片，非常棒。

当时战地摄影师是扛着摄影机上战场。那时候摄影机多沉？大铁疙瘩似的。冲锋的过程要拍，摄影师跟着战士一起在枪林弹雨中跑，前面扛机器的被击中倒下，胶片还在转，后面这个小徒弟，也是小兵，抱起摄影机接着往前跑，哭的时间都没有！

我认识后来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这帮老摄影师、老导演，就是当年那些小兵。

但爸爸去世得早，如果说我文艺上受什么影响，一方面来自于我母亲，她是沈阳抗敌文工团（总政文工团前身）的。

47年入伍，49年解放，就到沈阳育才小学去当老师。她是高岗（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原副主席）夫人李立群的秘书，李立群就是育才小学的校长。

沈阳育才小学什么概念？看过叶大鹰拍的《红樱桃》吗？就是那些孩子从苏联回来，大多都不会说中文，要在育才小学重新学。林彪的女儿林立衡，一句中文都不会，光会哭。我妈懂俄文，教语文和音乐，同时照顾这些孩子。

1995年《红樱桃》

另一方面，我小时候的娱乐就是看书。那时候邻居有个伯伯，书架上有《红楼梦》。

当时开中央会议，毛主席提出共产党必须要读四大名著。许世友（开国上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在边上顶嘴，说《红楼梦》是吊膀子的书，看它干吗？被狠狠批了一顿，毛主席说，《红楼梦》就得看！

所以当时内部发行了一批《红楼梦》。十三级以上干部可以看，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家没有，可能我妈给藏起来了吧。

我是看《红楼梦》认字的。小学五年级，每天放学先背着书包跑别人家，看一回两回，看完了把书给人家放架子上，就回家了，跟现在小孩放学回家看动画片似的。

那时候还从同学家里借来《青春之歌》，把书皮都撕了，偷回家，传着看。另外一个伯伯家有《苏联童话选》，那时候的译文可好了，一个错别字都没有，连标点符号都不带错的。

还有《欧阳海之歌》、《洪桥作战》，这都是写人民公社的，《欧阳海之歌》、《红岩》当时都是禁书。

爸爸在1971年去世，当时我才9岁，才意识到人会死，非常恐惧，一晚上一晚上都睡不着觉。

死是什么样子？鼻孔里面会都是土吗？眼睛里也是土吗？耳朵也是土？会被烧掉吗？

因为我爸是共产党员，得签字火化，回族也得火化，共产党人必须按共产党的标准办。

整个中央只有一个人没签字，就是我刚才说的许世友，他说“我就要埋在我妈边上，我这辈子对不起我妈，死也要守着我妈”。整个中央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最后毛泽东特批了他一个人。

当时想不明白死亡是什么，晚上翻来覆去，害怕，就把灯打开，把妈妈推醒。我说妈妈，人为什么会死？我妈很累，还要上班，而且爸爸去世后，她心情也不好，然后你知道我妈干了一件什么事？

她从床上爬起来，从书架上取出《鲁迅选集》，给我翻到鲁迅的一篇杂文，叫《死》。放到我手上说，你看看吧。然后她就睡了。

一个9岁孩子怎么看得懂鲁迅的杂文？那一晚我这一辈子都记得。

02、北电之旅：导演系自己最小最自卑，就只好躲进爱情里

1978年，北京电影学院恢复招生，吴子牛、张金钊我们三个人从西北考区考来。

我年纪小，9月份生人，考试的时候好像是7月份，还不到16周岁。

初试，司徒兆敦老师是主考，他是前任文化部长司徒慧敏的儿子，现在叫“中国纪录片之父”。考试就是一个诗朗诵，再做一个命题小品。

因为当时整个社会有一种怀念周总理的气氛，女诗人柯岩有一首诗叫《周总理你在哪里》，我就朗诵这首诗。

这首诗在中国文坛和民间引起巨大的反响，就是文革后，很久没有出现那么亲切温暖的诗句了，我们在宁夏都是对着高山喊这首诗。

诗朗诵完就是命题小品，司徒老师给我出的题叫《一块手绢》。

因为刚朗诵完周总理的诗，我就设计我自己是个给周总理送饭的后勤。考场上准备了好多道具，我就看见一个老式的铁皮饭盒，就拿起来，演给总理送饭。

走到半路，就听到哀乐了，广播里传来总理逝世的消息，然后就掏出来那块手绢，做了一朵白花，别了起来。

老师觉得很奇怪，惯常的电影里，如果这个时候拿着饭盒的话，就会掉下饭盒，后来司徒老师跟我说，我们当时看见你把饭盒抱得紧紧的，就往下蹲，身体一直在抖。就这么选上了我。

当时北电在朱辛庄，占了农学院的地方。

我对大学太憧憬，但宿舍比想象的简陋得多，都没有木头床，床腿都是修过的。

我们那届78级导演系，19个男生，9个女生。

有一个我们叫她老大姐，叫王宜芹，她当时是插队回来的。彭小莲也插过队，胡玫当过兵，还有一个叫崔小芹的，我们五个人一宿舍。

彭小莲的床离我的还不到一米，她床头放着一个小桌子，我一天到晚看到她坐在那儿。她今年去世了，特别震惊惋惜，但我依照她的遗愿，没去现场送她，就给她扎了一个花圈，让她安静地走。

我们系里没有比我再小的了，只有表演系有个比我小一岁的，叫徐美娜，后来也没怎么演戏。第五代导演里面，我最小。

其实我没到大学之前挺自信的，因为在县城中学里面，整个就是学霸。课间给大家讲故事，讲我看的书什么的，大家围着我，每星期语文老师的作文评奖常常会评我的作文。

我还是学生会的文体委员，也是学校的宣传队队长，整个沽源地区几个县的大型演出活动全是我报幕。

那些从上海、北京、天津来的老知青很吃惊，说这个小女孩普通话怎么会说得这么好！

但是上了大学，这种被包围的气氛就没了。

不是说大家故意轻视我，一个36岁的人和一个26岁的人，差别就不那么大。但是一个26岁的人和一个16岁的人，这个确实就很大了。

我在北电的学业是一点点前进的，在青春期，从认知世界到认知电影艺术的导演专业，就是在黑暗中挣扎、摸索、纠结。那个时候我变得很自卑。

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谢晓晶，也是同班同学，他爸爸是我们电影学院第一任院长，他后来是电影学院的常务副院长、青年电影制片厂厂长。

我们演《雷雨》的时候，他演姥爷，我演四凤，排戏的时候，谢晓晶就在宿舍里拿个小马扎，坐我对面说，苗苗你不要怕。

说起《雷雨》，田壮壮演大少爷，特别逗，我特别投入，从头天晚上就开始酝酿，有场戏我就快哭了，田壮壮却在那要笑，把我气的。他还教育我说，我告诉你，好的表演重要的是控制。

田壮壮

我很慌了一阵，被大家认为不刻苦，我就躲到爱情里面去了。应该说是第一次，之前的不叫爱情，叫情愫。

他叫黎少旭，我们同一个班，他大学毕业就留法了，如果他现在是个大导演，我也跟着沾个光，然而人家没怎么拍片。这样说人家，挺尴尬的。

那时候，我们班晚上半夜三更一高兴就冲到朱辛庄边上的田野里，弹吉他，唱歌。黎少旭吉他弹得好，歌唱得好，而且他有两把吉他，还有一把电吉他。

他是广东人，出生在上海，爸爸妈妈都是东江纵队的，也是红色后代。妈妈是香港人，爸爸是番禺人。所以当时他在香港有好多亲戚，就给他带了好多时尚的衣服，大喇叭裤。

但在我们班当时那个氛围里，是有点被人悄悄耻笑的。我们班里主流是什么派头？田壮壮那种邋遢帅！

部队出来的，不羁，糙爷们，一手拎着一个铁皮暖壶，一手端着一个大茶缸子，走起路来晃晃悠悠的，抽的是黑杆天坛，就天天在教室抽，那个味道浓得，校队天天这帮小子，陈凯歌是高中锋，田壮壮是矮后卫。

这边黎少旭是个抹雪花膏、弹吉他的，穿着阔腿裤，偏分梳得溜光水滑的，哈哈哈，他恰恰不是男生们所羡慕的。

女生也都不喜欢他这样的，你想想，胡玫、李少红当兵的。这个男孩现在来看就是小鲜肉。你就看第一部戏，第五代的出山之作《一个和八个》，那是我们的审美。

《一个和八个》剧照

但是张暖忻老师在他的《沙鸥》里面把他选中了，演了一个体育记者，他很高挑，有一米八二，大长腿，长着一张文青脸，演了一个有名有姓的体育记者，不止两场戏呢。

78级，一共170来个学生，都在一栋楼上，除了表演系他们在小西天。我们那帮全邋遢。

像张艺谋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件一模一样的衣服，就是纯棉布的青年装。中山装不是四个口袋吗？上面两个，下面两个。青年装就是只有上面两个口袋。全是洗褪色的。

田壮壮个子不高，但球打得非常聪明，又勇敢，当兵时部队首长喜欢他的球，凯歌也是当兵时打球，忘了是昆明军区篮球队的还是师部篮球队的。

张艺谋打篮球不行，篮球场哪有他的份？张黎（刘苗苗前夫）厉害，校队的后卫，短跑也厉害，有文化部艺术院校的百米记录。

张艺谋风光，是因为照片拍得好。

当时图片摄影、胶片作业非常稀有，他们摄影系有，都是好几个人搞一个小小的短片，才几分钟，我都被去叫过当模特。我们那时候就蛮尊重他的，看到他的照片，觉得他当时好牛，在杂志上都发表过。

张艺谋很努力很刻苦，之前家庭成分不好，张黎以前家庭成分也不好。

其实我14岁的时候，看到我哥哥被指成帮派、黑爪牙，我就对政治厌倦了，就那么回事，一朝天子一朝臣。

你问问陈凯歌，他老讲一个段子，我们78班每10年聚会一次，到四十周年那次，陈凯歌还不厌其烦地重复一个段子。

他们当时男生住四楼，我们女生住二楼，男生有一个卫生间，里面是厕所，外面是洗漱间。大夏天他们有时候踢个球，打个球回来，白天在里面洗澡。

陈凯歌用他的浑厚的声音，在我们的毕业十年的聚会上发言说，刘苗苗，用热水器（两个电热丝，插上电源，放到桶里面热水）在塑料桶里，给黎少旭烧水洗澡，我和田壮壮在卫生间里面洗澡，刘苗苗一脚就把门踹开了，说刘苗苗看都不看我们一眼，大气，拎起一桶水就去拿热水器，给黎少旭热水。

第一个十年讲了，第二个十年又站起来讲，第三个十年还讲，第四个十年了，就是去年的10月份，我们在北京聚会，他居然再讲了一遍！你说他是不是老了！

78级合影

说实在的，这事我都记不得。我认为陈凯歌很有杜撰之嫌，他编的，还一脚踹开门？

但我看都不看他们一眼倒是很有可能。如果我真进去了，我断不会看他们。他俩在里面就是赤裸裸的，我也不会看。

最后我和我的初恋还是分开了，不合适。

他有个外号叫“大少爷”，我有个外号叫“端盘子的姑娘”。当时有个电影叫《端盘子的姑娘》，马精武导的，陈凯歌田壮壮他们就给我起了这个外号，一听你就明白了。

黎少旭从来不打饭，大部分同学都在食堂吃，他不下来，我就从食堂打两个人的上四楼，那时候也年轻，就窜上去了。

有可能我是一个西北女孩，尽管祖籍是河北沧州，虽然我们两个都是军人家庭出身，但他在上海都市长大，我是在西海固。

他当时是挺希望我跟他回上海的，这个责任在我吧，就会觉得跟他生活会比较累。

03、奔向电影：精神病的坎，我用电影迈过去了

当时在北电，我们看的片子很多都是过路片。

人家各大使馆带过来的片，我们拿来放，然后赶快还给人家。看了不少卫国战争时期的电影，还有前苏联《战舰波将金号》这些，爱森斯坦这些都看了很多。

震的片子太多了，各大流派基本上都看了。法国新浪潮、新现实主义这些，《偷自行车的人》《罗马十一时》《警察与小偷》。好莱坞三、四十年代的片子看的也多，《鸳梦重温》、《卡萨布兰卡》、《煤气灯下》。

也有70年代的美国片子，因为我们读书是在80年代，比如《猜猜看谁来吃晚餐》《金色池塘》。

戈达尔的没看过，应该是片源问题，他的片子不路过中国。《星球大战》没看过，当时都没听说过。

导演这个职业，我后来才开窍。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引用了费里尼的一句话，他说就像一个孩子走进教堂的时候，不像其他的孩子，感觉到那种恐惧和压抑，他却沉浸在迟早会成为神父的喜悦之中。

后来2001年左右，我就得病了。

我在《杂嘴子》获奖前的8年里离了两次婚，生了一个孩子。《杂嘴子》是我第四部电影，《家丑》是第五部，拍了五部电影，还不算电视剧。

就是精神和身体到了极其虚弱的时候。要是知道自己这个情况还好，恰恰是你不知道就病了，你甚至不知道疲惫，只感觉到像一种惯性一样的往前冲，这个时候就接近精神崩溃，出了问题。

这病就一次次的反复，一次次对这个病有更深的认知和控制能力，和这个病的斗争是屡败屡战，最后达到能够控制它、能够掌握它。

因为精神疾患很大程度上要靠自己，医生也这样说，药物只能起30%的作用。这个说起来就太漫长了，我准备以后将来写本书，叫《拒绝堕落》。

田壮壮也特有意思，他知道我病了，就往我姐姐家打电话，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知道我姐姐家的电话，还是座机。

他就跟我说，说我是田壮壮，你姐姐不认识我，我问苗苗现在在哪儿，你姐说不知道。太可爱了。

壮壮后来见到我几乎从来不问我的病，就连“你要注意身体”这样的话都不会说，他见到我的时候，会说“这件小衣服真漂亮”，其实我也不过是穿了一件很便宜衣服。

我现在挺好的，很平静，我今天是因为跟你“第一导演”做采访，所以我要把话说得有意思，把自己调动一下，平时我还是挺平静的。

年轻的时候为什么会得病？就是定力不够，我想对很多年轻人来讲都有这个问题。我那时候就听了爸爸的话，爸爸去世前嘱咐过全家，再有困难也不能麻烦他的战友，我一直遵循，没有找过。

最终是电影让我专注，创作对于克服我的病，以至让我从病的阴霾中走出来，包括对自己的调整，都是有很大的好处。因为电影有工期，有筹备，有节奏。

我曾经对“电影导演”有这样的概括：电影不是玩出来的，导演是诗人，也是工人。

如果你确信你是对的，那你就不要改变，好让爱你的人一眼就认出你来。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导演（ID：diyidy），别误解，不是要做导演界的第一名，而是要记录电影的第一表达在导演！来这的导演，都敢说真话。

*文中图片均来源网络，如有疑问请联系本号。

看完了西方的各类的大片，将视角切回国内，电影的主题讲述的是一个回族爱情故事，这样的视角还是比较少见。不知会带来什么不一样的观影体验。

无论是电影的海报，还是画面的色调都充满着浓郁朴实特色的乡情美，像彩色版的故事会、像童年时的窗花、又像八九十年代的连衣裙。导演用滤镜过滤掉了干旱少雨的西北寂寥，突出了黄土地上的朴实与善良，一反西部片的粗犷，每一个镜头都营造出西北地区自然与人文的独特魅力，美不胜收。

红花绿叶之于干旱的西北预示着什么，是坚韧、难得与稀少还是自然、随机与普遍。导演用如此的镜头语言，十分决绝的表达了自身的观点主张。苍茫辽阔的土地与红花绿叶的相映，再一次强调了无论多贫瘠的土地也能孕育无限的美好与希望。

故事发生在一个宁静祥和的回族村落之中，古柏是生活在那里的一位淳朴的年轻人，因为他自幼患有一种怪病，所以古柏的性格十分自卑，他坚信没有姑娘会看上这样的自己，所以对于生活和感情都不抱任何的希望。 对于古柏的想法和现状，他的家人十分的担忧，为他安排了相亲活动，哪知道和古柏相亲的是一位名叫阿西燕的非常美丽的姑娘。在两家人的威逼利诱之下，两个年轻人不情不愿的准备结婚，实际上，阿西燕也有着自己的秘密，她曾有一个非常恩爱的前男友，哪知道一场可怕的车祸夺走了他的性命，这带给了阿西燕巨大的精神打击，婚后她和古柏相互治愈，磨合，慢慢走进生活本身。 谈这部电影，乡土情结是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本片导演刘苗苗、原著小说作者石舒清都是由西北养育的孩子，《红花绿叶》自然而然就成为一封他们对故土风光含情脉脉的情书。 开篇便是几个色调昏黄古朴的定场镜头——苍茫、雄浑的黄土麦浪，寂寥、沉稳的梯田山丘，风车与羊群，共同构成这里居民的物质和精神世界。 “哪怕是一只麻雀，它的希望也是全美的”，电影画面真实舒缓，让我一下子从快节奏多信息的紧张状态中放松下来，有了对真实生活的静思，也还原生活真实的样子。正是这种变化缓慢的生活，在这儿待过的作家与导演能“静静地感知和领会”生活里的各种细节。石舒清在采访里说，“这种少变和慢速度里有着一种很有根基很绵长很深情的东西”。这种东西，在影片中演化成古柏那“又笨拙又深情”的性格。古柏虽然嘴上笨拙，但想得可不少——木讷寡言不表示他没有细腻丰富的内心世界。 影片用西北方言娓娓道来的本应嫌长的旁白，语调是那么自然、技巧是那么纯熟，就像是深夜炉火旁老友的倾诉。八九段旁白，连起来就是一首叙事诗： “我清清楚楚听到我心里一个声音这样喊着： 阿西燕回来了！阿西燕回来了！ 就像是做睡梦呢。 就算是做这样一个睡梦也好。 我跑着，就像是我的脚找不到地了。 就像是我在墙头上跑着呢，在空中里跑着呢。 阿西燕从树林里走来的样子，这辈子我都不能忘记了。 谁就是想从我的脑子里抠也抠不掉了。” 这几句朴实的话交织着这个西北男孩真实的开心，他不知道阿西燕喜欢吃什么，他买了两大包，小心翼翼却手忙脚乱笨拙的表达着爱意，贫瘠的大西北养不出玫瑰，但真诚堪比浪漫。 在这片人迹罕至的土地，古柏才能无所顾忌地奔跑，每当他难过的时候，就独自去看风吹麦浪，对着黄土大声呼啸。能直接与自然产生联系的地方，容易催生诗情。能随处面对天地、随时沟通神灵的地方，容易生出宗教般深邃辽阔的虔诚。 影片结尾，大雪令道路湿滑，古柏决定不再冒险骑单车载着已经怀上骨肉的阿西燕，而是扶着车头推车行进，这似乎是在暗示他俩先前那段充满隐瞒、疏离和不安关系的终结，转为决意相互扶持、齐眉走向前方那片充满未知艰辛的白茫茫的将来（不知孩子是否会遗传古柏的重病）。导演在远处缀上了和煦的日出，以及一朵形似玫瑰的巨型远山，鲜红的花瓣与包裹它的绿叶（片中的婚床也有这层妙喻：象征红花的阿西燕每晚都被象征绿叶的古柏用绿色的被子覆盖），正是眼下这对被生活刁难的男女、这段命不由己的婚恋，努力想走向的鲜花盛开的未来。

男主自小得病，当地没有姑娘愿意嫁，没办法娶了个刚死掉丈夫的小寡妇。竟然两个人最终甜蜜的生活在一起，电影似乎在告诉大家，我们找不到对象听媒婆的话也很好，我们要结婚，要生孩子。

美化了乡村。不管是大姑娘还是小伙子，还是林林总总电影里的人，没有一个真的是农村人。家里比酒店还干净，脸上的粉涂得比墙上的漆还厚，身上的衣服干干净净哪像干农活与土地打交道。

希望能看一部真实的回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