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蒂克消亡史

程耳是一个有天赋的导演，这一点，他刚出道时候的《犯罪分子》就证明了；到《边境风云》，已经有了风格化的自觉。但最近上映的《罗曼蒂克消亡史》却走得过火，显得有些装腔作势。旧上海在影片中呈现出“老克腊”式的审美趣味，这种怀旧美学风格在侯孝贤的《海上花》里似曾相识，到近期的谍战电影中则比比皆是：衣冠楚楚的黑帮，不动声色的暴力，一尘不染的场景，光洁有腔调的人物。它们迎合的是有关那段历史的大众想象，确实使得整个故事成了一种打磨过的、漂浮着的“罗曼蒂克”。

电影的起点时间是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前夜。里面的人物很容易被索隐式地进行解读，比如“戴先生”与戴笠、“吴小姐”和胡蝶、“陆先生”与杜月笙……之间的虚实对应。“罗曼蒂克的消亡”因而坐实了怀旧的对象和年代，这从观念上来说实在是相当腐朽陈旧的——我原本以为他会进行浪漫主义的反讽。导演这么设置应该是出于对观众口味的猜测，是在前期市场调研中对目标受众趣味的判断，因为影片中有自我嘲讽(比如对于艺术片的挖苦)——他应该是个聪明人，也许聪明过头了。

无论是英文片名The Wasted Times，还是叙事结构上线性时间线索的打乱和重组，《罗曼蒂克消亡史》都显示出对时间的敏感。这难免不让人想起王家卫，但程耳试图通过时间轴的调整超越王家卫。这是个冒险，最终使影片变得华而不实。因为我们看到时间线的重构并没有提供叙事功能——它仅仅是调整了时间前后讲述的次序，但改变次序似乎并没有改变故事。如果说形式即内容，那么这里的形式还就仅仅是形式。

如果对照克里斯托弗·诺兰的《记忆碎片》中时间线的打碎与拼贴，就能看得更明显。诺兰的形式是有意味的形式，时间的错乱与主人公的寻找身份、建立认同是同构的，形式进入到角色的塑造之中。但是《罗曼蒂克消亡史》的时间形式到最后也没有增进人物的复杂或性格的深度，甚至都没有制造基本的悬念之类的要素——它只是在添乱，在迷惑观众。这就像薛神医啪啪啪打了一通，你以为那是陈家洛的百花错拳，其实只是胡抡的王八拳，这种拳除了唬人，没有杀伤力，还不如萧峰老老实实打一套太祖长拳。

时间轴的重构，我猜想其动机是要将“罗曼司”式的艺术探索加入到传奇故事、类型电影中的尝试。我这里要解释一下我所谓的罗曼司。作家兼批评家戴维·洛奇曾经通过虚构的人物安吉丽卡来区分罗曼司与史诗、悲剧这些文类的不同：史诗、悲剧那些“古典文类”在叙述中不断挑拨好奇心和欲望，同时又延宕着对好奇与欲望的满足，蓄积着的张力围绕着未知与认知展开，最终随着谜底的解开、美德的奖赏、罪恶的惩罚、行动的完成而得到释放，高潮一旦来临，也就意味着终结。而罗曼司是一种连续性的、无始无终的叙事，叙述的结构一张一合，无休无止，总是试图制造连续性的高潮体验。

一般的商业电影往往都是类似史诗、传奇、悲剧之类的欲望与满足欲望的戏剧结构模式。程耳有种野心，他可能希望营造出一种间断和并置的叙事来形成不同侧面的“罗曼蒂克”——一种罗曼司追求。当然，他的野心没有实践成功。初出茅庐的黑帮小弟与偶发善心的青楼女子之间不知所终的感情，电影明星在无良丈夫的不可救药中归于工商“大佬”，空虚浪漫的姨太太不加克制的欲望导致情人死亡和自己沦为性奴，藏得很深的日本间谍挣扎在身份与情欲的纠缠之中……不同势力和人物在权力与战争的博弈中不可避免地沦为大时代中的微尘。这种不加取舍的并置，放弃了国家、民族的立场与价值，是超越性的，因而也是空洞的、无聊的、陈词滥调的。

简言之，这是个失败的罗曼司。

影片中有至少两段令人印象深刻的城市高空俯拍，这是典型的上帝视角。上帝的全知全能与罗曼司进行中的个体限度是相互配合的，它呈现为零度叙事式的无情与冷漠，而这又构成了对于怀旧温情的背离。所有这一切都让人感到诡异和令人费解的奇怪。我认为是因为导演没有解决好整体的协调，而又不愿意放弃灵机一动蹦出来的精彩片段和风格呈现。但因此，也让他的人物都成为时间必然性的囚徒，而脱去了性格和行动所可能造成的张力——人物在片中都是审慎的，非理性的、酒神式的人性因素被剥离了，他们都是无个性的。那些左右上海大势的黑帮人物个个彬彬有礼、温文尔雅，与其说充满了人性的复杂，倒不如说他们都是概念化的扁平物，刻意营造的仪式感让吃饭这种日常行为都缺乏烟火气息。

迅速形成自己的风格，能够具有辨识度，是当下文艺生产的一条捷径。当然，它并非一条坦途，因为任何一种艺术门类，都积淀了长久的历史遗产，充斥着无数试图开创新局之人。电影尽管只有一百多年历史，但不同区域流派与类型、层出不穷的执业者、新媒体技术中蜂起的各种草根电影……也已经让变化的空间变得狭小无比。但也惟其如此，树立差异性和鲜明的特色，更加成为电影导演尤其是那些有着“作者电影”意图的导演的驱动力。

程耳可能就是要挤上这道窄门的一员。从片中大量的几何构图和大面积的暗色光来说，程耳确实颇具匠心；但是对于一部电影而言，形式与内容、技巧与思想、技术与观念的平衡很重要。如果某一个方面显得突出，那一定是剑走偏锋。而剑走偏锋一方面固然有可能出奇制胜，成为某种Cult，另一方面也有可能走火入魔——后者的可能性还大一点。当形式大于内容，或者形式成为形式主义之后，风格化就变成符号化。风格与风格化在逻辑上有个先后顺序，也就是说，风格的形成最初可能有或者并没有确定不移的主张，在实践过程之中逐渐面目清晰起来，风格化则是在风格形成之后的刻意维持或仿效。后者的尺度精妙幽微，一不留神就容易走上抽象与刻板，让观众看到的不过是徒劳的幻象。

作为大众艺术，去除那些电影黄金年代里的艺术实验，成功的电影往往是观众喜闻乐见的，尤其是放置到市场上角逐的商业电影。观众的喜闻乐见绝不是衡量影片的唯一尺度，却也绝不能抛弃。情绪中的缺乏烟火气息和形式上的别出心裁，往好了说是不去迎合大众的趣味，往坏了说则是矫情。当然，这两方面都可以视作别出心裁的卖点，我不满的地方在于即便是矫情，程耳也没有做到位。影片的风格化不够一气贯注，在某些地方细弱而拖沓，比如吴小姐与王妈对话的片段。那些地方让我想起了张艺谋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和陈凯歌的《风月》，都不是很成功的老上海影像记忆式叙事——明星阵容自带型范，反倒缺少一种互相配合的协调气场。葛优四平八稳地念台词，让人恍若置身北京，而他和倪大红都缺少必要的杀气与霸气。章子怡的冷硬也不适合交际花角色，因而与葛优之间的暧昧气氛就营造不出来。

在这些年急剧发展的视觉文化普及和电影工业扩张中，观众的口味和素质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各种各样的技法与形式探索，在经验已经日益丰富和多元的观众那里，都并不新鲜。他们对电影有了更高的期待。而在《罗曼蒂克消亡史》中，罗曼司在期待视野中应该带来的如同海浪一样连绵不绝的高潮并没有出现，而是像湖水被荡起的涟漪，刚激起几个浪花，一会儿就平复下去了，又变成了一个看似叛逆实则中规中矩的传奇故事。
《文汇报》2016-12-22

昨天看完《罗曼蒂克消亡史》从影院走出来找饭辙。

闺蜜问我：“这电影干嘛叫这名字？”

理解一部电影当然可以有各种角度，我对她讲了最能说服我自己的那个：

“对日本鬼子，别讲什么浪漫！”

这片儿的英文名字叫《The Wasted Times》——跟侵略者谈温情，基本等同于浪费时间，既理想主义，又一厢情愿。

1.

“消亡史”让我想起两部影片：《大地之子》和《巧奔妙逃》。
《大地之子》算是中日建交蜜月期的产物。

日本战败后，留在满州的日本孤儿松本胜男，被善良的中国夫妇收养。在这部连续剧中，被侵略的中国老百姓，无私地养大了敌人的后代。

孤儿那一句：“我是大地的孩子，这片土地孕育了我，他就是我的父亲，她就是我的母亲……”最终仿佛令人道主义，弥合了战争带来的伤痛和仇恨。

《巧奔妙逃》则是一部喜剧，80后对它的记忆，大多源于那首“弹棉花哟弹棉花，半斤棉弹成八两八”的“弹棉花之歌”。

几个普通老百姓遭遇了日本鬼子，在一系列你追我逐的斗智斗勇中，他们成了搞笑英雄。这部戏里，鬼子们变成了智商捉急的受捉弄者，一切恶行都被以喜剧化的形式处理。

日本军官佐佐木一郎是个热爱音乐的小学教员，一听到有关音乐的事就开始鸡冻；而他手下那群本该是杀人魔头的鬼子，遇见“花姑娘”，也并不着急脱裤子，而是干脆唱起“弹棉花之歌”以示彬彬有礼。

看完“消亡史”，我就在想，这两部片子算不算某种该消亡的“罗曼蒂克”？

2.

浪漫这东西，多半都会带点一厢情愿。

曾经（其实现在也不少），我们一提到二战中日本犯下的罪行，就总会加一句话：日本老百姓其实也是战争的受害者。

比如《大地之子》中的孤儿松本胜男，他的双亲就是被日本军队丢弃在中国的开拓团成员。

我们觉得孤儿可怜。然而却似乎没多想开拓团当初是为了什么来中国的——日本百姓的劳作，撑起了这个国家的战争企划，你能说他们多无辜？

好吧，或许那些战争遗孤是没有罪的。

然而“消亡史”的导演，却让关押在战俘营的渡部，面对两个儿子，叫嚣出：“你不敢杀他们！”继而一声枪响，大儿子倒地，彻底打消了渡部的妄念。

我们自己又何尝没有妄念？

当渡部临死前叫仅存的小儿子，对战俘营管理者说自己是日本人时，我不知有几个人和我一样，希望那孩子说：“不，我是中国人。”

然而这熊孩子选择去当日本人。

导演指向大儿子的枪口，小儿子一口咬定自己是日本人的负义，并非说日本人都是坏种，导演或许是想让我们思考：我们对日本百姓的所谓“无辜”，对日本侵略者以及他们后代的同情心和同理心，是不是有一厢情愿的成分在其中？

太浪漫的，多数，都不很真。

3.

日本鬼子终究还是要杀人的。我想这一点，看了姜文的《鬼子来了》，会有很深刻的体会。

鬼子会给村里的孩子们糖吃，鬼子会跟老乡们打招呼，鬼子会和村民开篝火晚会，日中亲善，同欢共乐……但鬼子们终归，还是要杀人的。

“消亡史”一开头，就说渡部的上海话讲得比上海人都好，麻将打得也比中国人强，穿长衫，娶中国老婆，在中国生了两个儿子……

可当吴小姐说一个人喜欢哪里，就喜欢吃哪里的菜时，陆先生恍然想起妹夫说喜欢上海，却经营着一家日料馆子——方才觉察渡部可能是日本间谍。

这是点睛之笔。

就像渡部握刀的手，筋肉分明，将俎上鱼剥皮剔骨，技法娴熟——他从身到心，说到底，仍旧是日本人。

豺狼，长不了人心。

4.

“消亡史”也被说成是导演对十几个其他导演的“致敬之作”。它有没有向昆汀·塔伦蒂诺的《低俗小说》致敬，我不知道，但我倒是从渡部身上，看到《无耻混蛋》中那位纳粹军官的身影。

冲日本鬼子渡部同那军官的相似之处，“消亡史”就算真“致敬”昆汀了，也不丢人。

因为事情本就是那样。

“彬彬有礼，双手沾满血腥，却还是能弹得一手绝妙的贝多芬。”是梁文道对大银幕上纳粹形象的总结。

而在《无耻混蛋中》，德军上校汉斯，可以一边同藏匿者谈笑风生，一边抽烟斗喝牛奶，然后微笑着将枪口对准地板下无辜的犹太人；可以温柔地给漂亮女明星套上小巧的高跟鞋，再一把掐死她；他喜欢烟草，喜欢名酒，喜欢美女；他吃苹果派时从不吝惜自己对搭配奶油的固执……

《钢琴师》里的纳粹军官能欣赏音乐；《美丽人生》中的纳粹医生，爱好居然是收集谜语！哪怕你把眼光苛刻地放在第三帝国最高元首身上……素食主义者，烟酒不沾，有较高的艺术素养，对身边女性工作人员纵容且彬彬有礼。

于看似温情处，置万千生命于死地，他们才是真正的恶魔。

渡部可以为一只无家可归的小猫准备晚餐，然而这，并不妨碍他灭陆家满门。

一点都不浪漫，对吧？

5.

我曾玩笑说，闹了半天章子怡在戏里的任务，就是被囚禁，然后啪啪啪。后来也承认，小六的存在，也是代表某些意象的。

如果渡部真爱上小六，那么“消亡史”沦为一部狗血片已成定局，我肯定会向导演讨回票钱。

然而渡部从小六身上，看到的，或许并不只是一个任人蹂躏的女人那样简单。

这里，小六对渡部，也有罗曼蒂克的一面。还记得她在演电影时说的“我不喜欢博爱”吗？这一被界定为花痴的美丽女性，她对男人的罗曼蒂克想象，基于一个前提：她是一直被深爱着的——无论是老板，还是陆先生。老板对她的宠溺，在饭桌上一句“不要取笑导演”上表露无遗，尔后，更是放她逃离上海、给她钱以安顿，为她考虑周详；冷静决绝的陆先生，也不惜为她周旋。所以当小六看到渡部为了得到她，不惜杀了司机、赵先生时，说不定在她心里，渡部亦不乏罗曼蒂克。

被玩弄了，却把手帕递给渡部擦汗；向渡部举起枪，却扣不下扳机……小六这种内心对罗曼蒂克的向往，在渡部看来，是一副逆来顺受的模样，这是否让他想起了日本女人？

渡部为小六穿戴起和服。

或许在小六身上，他看到了他的祖国，日本——尽管这是彻头彻尾的错觉。

6.

鬼子也有一厢情愿，渡部是鬼子，所以渡部也有一厢情愿。

他觉得中国男人杀鬼子是一回事，但杀鬼子的娃是下不去手的，大儿子的扑街，给了他一次幻灭——中国男人不是没有这种狠劲儿。

他觉得中国女人就是那种被玩了也不敢报仇的弱者，他自己的被小六击毙，给了他第二次幻灭——中国女人骨子里，有的是刚强坚韧。

其实，一切对渡部而言，早就幻灭殆尽。

这些鬼子在没有尽头的东亚战场疲惫行进，徒劳地被拖入消耗战的泥潭，他们不知何时才能走到战争的尽头，不知何时才能得到胜利的消息。

日本官方的宣传，永远是凯歌，永远是捷报，永远是谎言。

最后只有天皇《终战诏书》的“玉音放送”是真实的——真实的幻灭。

7.

时间是承载记忆的维度；时间是构成人生的拼图；时间，是生命本身。

可时间终究还是被浪费了。

那些死于战争的人，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他们平凡的“生”只是为了无谓的“死”存在吗？

在炮火声中，整整几代人的人生被摧残而折，被碾压而过……

曾经在一部探讨日本战时所谓爱国主义的影片《归国》中，战死在南太平洋的鬼子亡灵，借终战周年纪念日重返故土，在短短几小时内见证了日本65年来的沧桑巨变。

回忆的碎片暗示着：

如果没有战争，他们中，有人会成为顶级棒球投手；有人会成为画家；有人会同妻子一同弹奏钢琴协奏曲；有人会同妹妹平静地生活，而不是随军舰沉入太平洋底，而留妹妹一个人在残酷现实的人世间，挣扎着生存。

对中国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发疯般奔向战俘营外的渡部，可能永远都不会明白：那些死在他枪口下的中国人，同他的大儿子一样，也是其他人的孩子，也拥有情感、回忆和他们自己的人生……

以及被战争浪费掉的时间，和一切。

8.

恁你是平民百姓，是杀人不眨眼的黑社会老大，是倾城倾国的电影明星交际花，还是政府公务员……

当一个国家处于危亡中，没有人会全身而退。

任何幻想：对敌人的幻想，对时局的幻想，对所谓人道主义的幻想，甚至对自己的幻想……

代价，很可能是命。

中国有句古话：“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而对侵略者抱有的那些罗曼蒂克，若不消亡，天理不容，亦对不起抗日战争中保家卫国殒身不恤的缕缕英魂。

《罗曼蒂克消亡史》不是传记片，所以若想在里面钩沉出真实的杜月笙、黄金荣、戴笠、胡蝶，那样的做法几乎是注定徒劳的。它有很高的美学贡献，可是它那样的美，也不完全等于旧上海。

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并不是真的历史，宋江也一定不是《水浒传》里的样子。（评论家孙述宇先生就认为宋江其实有岳飞的影子。）太多的时代和属于那个时代的人物都过去了，谁又可以还原一个完整的？

艺术家的任务在于自圆其说，且让人觉得是真的。艺术是最高级的骗局，而艺术家就是最伟大的行骗者——因为他们偷走我们的心。

1934年，当那辆粉蓝的雪佛兰老爷车开在夜间的荒野中，黄色的灯光开辟出前路，车窗外有一轮明月。程耳在小说中写：“那是民国二十三年上海的月光，很可能是最后一段花好月圆的时光。”

程耳在片中用个性化的、细腻的、令人心醉的镜头和那个时代告别，和时代里的每一个人告别，包括很多同类电影中会忽略的小人物。隔了半个多世纪的时光，《罗曼蒂克消亡史》就是一次现代人对于旧时代沉重精致，又有目共睹的心伤。

电影中的旧上海，由最具那个时代气息的陆先生、小六、吴小姐、王妈、小五、车夫等代表的不同阶层组成。用张爱玲在《茉莉香片》中的一段话形容，这些人都“不是笼子里的鸟。笼子里的鸟，开了笼，还会飞出来”。他们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

这些人在后面的新时代里，他们和他们所属的阶级，都是不被允许的生命存在。统一的蓝色劳动装下应该有统一的灵魂，或者没有也可以。陆先生他们应该随着旧上海而去。也果然殉葬。

陆先生，这是当时老派的，规矩的，又有些暴虐、流氓气的、世俗的上海的化身。陆先生走过上海的江湖，今日亦要极力维持这十里洋场最后的风光。他想要这风光继续个几十年，上百年，乱世再乱，他都坚信自己看得牢，把得定。他所做的一切，正是他自己口里说的：“只要是为了上海好，我都可以出面帮忙。”

他是彼时上海的“精神”，或者说他等于那时上海的世俗与民间之力。陆先生只能在上海产生。他痛恨赵宝刚饰演的北方客人所代表的流派，“袖有青蛇胆气粗”，故而在电影的开始，陆先生便呲出他的牙来——为了防守。他第二次做出残忍的事情是在片尾，为了复仇，他不惜杀掉自己亲手带大的外甥。

很少一个电影演黑帮的大佬，是从他的“一步步衰落”和“被迫防守”着眼的。也许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教父》算一个。这可以看出程耳的选择。



小六是歌舞升平，陶醉于自我，放荡却也有点儿真心的上海。她是上海的“身体”，是亮闪闪的钻戒。她代表着生理的，纯愉悦的追求。她的花痴，也是对“好吃，好玩，好看”的留恋。小六的一切行为，则都意味着得过且过，心不由身。或许对感情她亦伤怀过，可是如今，她下意识地感觉，如果再不抓紧快乐一场，恐怕就来不及了。大的历史更迭的车轮前，她比陆先生更微小，却也更敏感，靠的她做演员的天赋。陆先生想螳臂当车，而她只想“你带我跑了吧，只我们两个人。”

“那么俗气，那么十三点”，这是她的表象。在“博爱”论之后，她愿意放任自我，也如在日本人的囚室里，她也可以艰难活命。她是被正史抹掉的一类人，然而是中国大量委曲求全的凡人的写照。她的血肉，正是上海的血肉。

“我问导演：导演，我是怎么死的？自杀呢？还是被人家杀忒？”上海是怎么死的？自杀？还是被人家杀？这是导演给观众留下的一问，然而谜底即在电影中。

“这些人没有正常的情感，他们不喜欢这些，我们喜欢的他们全不喜欢。高楼啊、秩序啊、好玩的好吃的，他们都不喜欢，他们或者是有其他什么目的，毁掉上海也不可惜。”

陆先生杀不了小六，她就是他熟悉的上海的一部分。她浮躁，可是迷人。他爱她，至少在心里，所以下不了手。“你不会杀我的，你不舍得。”她吃定眼前人，却不知道更大的危险要来。日本人当然也杀不了她——不是我们有上帝之眼，而是已经知道结局。日本人把她囚禁了6年，把她当作性奴，甚至差一点杀了她。1934年到1940年，她饱受折磨活了下来。1945年日本投降，陆先生才在收容所找到她。

“历尽万千折磨终于活了下来”，一语成谶，这是小六演的角色，也最后宿命般反应在她身上。这是中国传统文学自《金瓶梅》以后经常用的手法。一个人掷酒令，对诗词，那个酒令和诗词的字面或隐藏意思，往往就预示了他未来的命运。

11年后，她再见陆先生，“回首已是百年身”。她成了历尽劫波的上海的化身。

陆先生去收容所领她的那一天，在陆先生进到房间之前，导演给了一个远镜头。陆先生站在一个窗前，窗子是几个正方的窗格，镜头从窗外拍过去，陆先生站在里面。他没有表情。可是，他应该想到很多吧？

导演让我们看到一个雾蒙蒙中的太阳，隔着窗户，从前楼的楼顶照下来，陆先生抬头看，也非常刺眼。那不是属于他的阳光。它似乎也只是要给他短暂的照耀。阳光还是一种压迫，从上而下，流过他的全身。仰角的镜头捕捉到这一点。

上海已经完了。他应是在此时知道的。


收容所里，陆先生和小六，他们彼此再见时，都已经魂飞魄散。精神已经不是那个精神，可还在勉强维持一个架子；肉体也已不是那个肉体，然后终究勉力要挤出一个笑容，跟着却是微微低头致谢，又随即黯然。

葛优演出了一个举足轻重，有大是大非观的，内心波澜壮阔，面目却始终含蓄的陆先生。他偶尔下杀手，用霹雳之力，更多的时间，却不过是有身份的人在低眉。低眉里也有力量，也有算计，也有情感在汹涌。他面对黄老板，小六，日本人，王妈，吴小姐，均有不同面相，但都让人觉得可以依靠。这样的“可依靠”，并不好演。他的内敛，就像是拳头的收。最后打败他的只能是时势。大厦将倾，独木难支。这是葛优塑造的最好的、最大气的角色。

小六，几乎是电影中最波折和命运最戏剧性的女人，可是章子怡也难得地懂得用精确的方式演绎。她的每一幕，眼睛里都有不同的内容。餐桌上的光彩，化妆室里的风情，轿车里的明艳和惊恐，地下室中的空洞和心痛，收容所里的寂然，她就像是一条金链子，被寸寸折断，寸寸抛弃。每一寸，难得仍然可以有它的光。无论它在颈上，枕上，还是在土里、泥里。

“缠绵思尽抽残茧，宛转心伤剥后蕉。”她是残茧，亦是被剥光的芭蕉。

《罗曼蒂克消亡史》，就是以陆先生和小六为代表的——上海的灵与肉——相继消亡的历史。

这消亡的遗韵，则是落在片尾。电影的结尾处，陆先生脱帽，手臂抬成十字架形。投降或自我救赎？那个属于杜先生的上海离开了。他孑然一身，身无长物。没有小六，没有王妈，车夫也没有。他彼时内穿中式服装，外穿西装，这是他的内心矛盾，也是他的下台鞠躬。

陆先生也应该是在此时，才终于放下上海和放过自己的吧？

在程耳的同名小说中这样写到：“他一直拖到一九四九年五月才坐上去香港的轮船，算得上真正的末班车。没有知道他在拖什么或等什么，我想他自己也未必知道，不过是下意识的拖延。不久他就死在了香港，死前在没有值得记述的事或说过的话。他基本没再说话，这没什么可奇怪的，一切都不值一提，他终于走向自己的沉默。”

留在上海的小六，等待她的是什么？新生吗？在那样一个即将到来的，黄老板也免不了要扫大街和倒马桶的新时代？

和陆先生及小六形成对称关系的，是“妹夫”渡部。这是电影中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人。在中国电影中，从来没有一个日本人被拍得这样好，这样淋漓尽致。

渡部是战争时代的畸形产物，他潜伏起来对抗中国，甚至不惜伤害妻子的性命，虽然他对妻子和两个儿子有亲情。（片尾在他明知签了引渡书就会死，为了保住儿子他还是签了。）他虽然把小六当作性奴囚禁了若干年，却并没有在最终夺取她的性命。这也最终成了他的罪恶的最重要人证。

这些设计说明导演并没有把他推入极端人格，而是让他作为一个人更加可信，也更加可怕。

电影中所有重大的故事都和他有关。他的人性完全是靠剪接的错落呈现的。


一日，他躺在床上，神似凝重，陆小姐走到床边，他先是作出求欢的举动，后又紧紧抱住。直到后来电影补叙出是渡部做出杀掉陆先生的决定，我们才知道这是渡部的内心挣扎和不舍。

后来在如圣颂般《Where are youfather？》（《你在何处，我父》）的童声歌吟中，我们看到陆小姐死后俯趴着，看到她未闭上的眼睛，慢慢洇开的血。不说话的镜头此时告诉了我们：她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丈夫有那样的一抱！在她临死前一秒。

这让我在回想时产生了更大的震动。而且它比顺序讲述要好。在谜底揭开的一刻，它使人惊，也使人更深刻地触摸到了人性。“原来他是一个坏人！”，观众看到中间之后才恍然大悟。这使我们对他的认知，简直如刀錾斧刻般强烈。

说到剪接，程耳的风格是果断，凌厉，美学追求强烈，却并不和内容产生冲突，使人有形式大于内容之感。而且，他的剪接手法，回旋式的讲述方式，无微不至地体现了他感兴趣的是环境中的人。

比如电影的开篇，渡部走进镜头，背立站在中间。在和雅、低调的屏风前，黑色和暖黄色的构图中，他更衣准备入浴。他有条不紊脱去上衣，裸出后背，然后去解日式的腰带……电影随即在此处掐断。

此后的场景是，一辆车在夜间远处的草丛中行进，画面雅致美丽，车上坐着将被送离上海的女人。她妆容精致，百无聊赖，同时前途茫茫。可能她在想着一个辽远的，还算不错的未来。她有着“有望近乎无望”的一种心情。然后，电影再次掐断了，开始讲茶楼里的故事。

这和程耳的上部电影《边境风云》的开头手法几乎一样。这两个并置的场景，是非常令人难忘的开篇。这样的设置所构成的张力，也使整个电影虽然散，却极为抓人。他是用非线性的叙事，同时达到了意味深长。看完整部电影才知道，原来那短短的几分钟，是两个人——“妹夫”渡部和小六——人生中几乎最重要的时刻。

“妹夫”渡部解掉腰带后，去泡澡时，他做出了杀掉陆先生并殃及妻子生命的决定。小六在车里不久就被渡部强奸，走上一个令她做梦都不敢相信的囚禁之路。

渡部既是人前的绅士，又是背后的浪人。他有着高级的智慧，优雅的外表，可是他的心像海一样深，隐藏着龌龊的东西。

在最著名的关于日本的社会学著作《菊与刀》中，曾这样说：“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既忠诚不二又会背信弃义，既勇敢又胆怯，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而且这一切相互矛盾的气质都是在最高的程度上表现出来的。他们非常关心别人对他们的行动的看法，但当别人对他们的过错一无所知时，他们又会被罪恶所征服。”

在他送小六前往苏州的路途中，当往前线的士兵的卡车刺激到他。他仿佛忽然醒悟这是一个乱世，因此打量这在车灯照耀下无比精致的女人。他原始的野性被唤醒，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荒野中，他终于决定一露峥嵘。

全片浅野忠信的表演就像最灵活的算盘珠，在一根人性的横杆上滑来滑去。他在茶室时儒雅，在日本餐厅喂猫时严冷、在搂抱妻子时温情、在囚禁小六时野蛮、在战俘营再见杜先生时刁滑无赖，他的表演都可以通行无阻，顺滑无碍，充分展现了表演的实力。

电影还顺带次第结束了一些无法继续的姻缘或情感：“妹夫”渡部和陆小姐、吴小姐和她的丈夫、陆先生和老五、陆先生和小六、童子鸡和老家的相好。这每一段情缘，电影的表达都不同，有的是正面叙述，有的是顺笔带出，有的草蛇灰线，有的故作掩映，可均精彩无比。

如果时代的罗曼蒂克是一个怀旧的幻想，那么这些实实在在的感情离散，就真的构成了一部罗曼蒂克消亡的历史。

电影非常动人的地方还有它展示出的人生和命运的一些真相。导演拍了很多喝茶、吃饭、吃点心、打麻将的场景，这些看似日常的行为，在某些家庭中，既是交际又如战场。一些重大的决定，往往是这时候作出的。一个人真正的面相，往往是这时候显露的。小六在地下室里腰杆笔直地吃饭，意味着她已经接受自己是一具行尸走肉。渡部的一碗白粥和黄先生的一碗白粥，看起来相似，滋味却大不相同。周先生和陆先生喝茶时，陆先生没有拿茶托，而周先生拿了茶托，从此也许可以看出两个人的背景和当时的气氛。

这部电影中很少有面具化或纸片化的人物，每一个出场人物，几乎都做到了有血有肉。通过高超的剪接，我们经常看到聚光灯打到了主线人物之外。这样的剪接，除了让它重新获得了节奏，使人物产生了奇妙的回响，也多了很多艺术上的喘息空间。王妈的形象就得益于这样的空间。

王妈是杜先生的管家，全家人对她的依赖就像对陆先生，有没有她，一碗粥的味道都会有差别。可是，她并不是一个完美的温顺的老妈子。


她在做一个称职的，值得依赖的陆府管家的同时，还会帮戴老板去吴小姐那里去做说客。她不会觉得自己道德上有什么问题。她有个性，老板让他陪打麻将也会拒绝，就像《金瓶梅》里的春梅，她有一种骨子里的高贵。她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甚至让人怀疑是不是被陆先生收过房。她也有眼光，可以发掘车夫是个人才，并在杜先生面前保举。

在她临死前的一分钟，她有一个恍惚，这一分钟非常动人。这也可以认为是她对即将到来的死亡的敏感预知，只是那时她说不清。几秒钟后，她中了枪，镜头逆光拍摄，她两手张着，动作忽然由跑变成走，她慢慢走向椅子，坐下来，把象征着管家权利的钥匙取下——告别自己的职业生涯。

王妈的去世令陆先生和黄先生愤怒，不仅仅是因为战火烧进了杜先生的家里，而因为王妈其实在精神上与他们一脉相承。陆先生他们掌管着上海的民间，王妈则掌管着杜先生的家。她是小一点的，女版的陆先生。她在交锋中殒命，交出钥匙，就像陆先生最后交出上海，脱下礼帽。他们具有同样的象征意义，也至死都保持了尊严和体范。她无疑是陆先生命运的前站。

这类共享一个精神的情况还有很多：被童子鸡打死的周先生，其实就是童子鸡的未来。他们在精神上也一脉相承，“没有人类正常的情感”；王妈手里拿着钥匙谢幕，童子鸡手里却拿着钥匙开始，这是阶级的更迭，历史的换手。

而四马路的妓女和老五，都是弱女子却为救赎者。她们本不应该承担“给男人一个安稳”的使命，却一个给了童子鸡食、色、未来，一个给了陆先生心和性命，这是宏大叙事背后的人间曲折……

小五接了陆先生从香港打来的电话，她生前最后一句要说给陆先生的话， “侬好伐？” 陆先生没有听到。她自己握着话筒站了良久，又把它轻轻放下。她退回到床边，捱在那里出了一会儿神。我爱这个镜头，她什么都没有做。可是，她决定为他舍命！

这样一个人物，她在上海已经很吃得开，完全可以不再靠陆先生。她当然可以不死。为车夫放下枪她就可以离开。她的留下，是对她的正写，也是对陆先生的侧写。她是妓女出身而能为巾帼，在电光火石间，她为一个爱的人牺牲掉自己。只有陆先生这样一个的男人，才可以让一个老五这样的女人甘心为他牺牲，且不求回报。

陆先生应该是通过此事才认识小五的。电影中，他一直没有怎么认同她，没有让她搬进陆宅。连和梅先生吃饭，也没有带她。然而她为了他却牺牲了。“零落成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故事留下他无法挽回的一些遗憾。然而导演很聪明地并不多讲。

小五和王妈一样，在她的死亡到来之前，也收到了不吉的信息。电影给出了细节：她在开关手提包的时候，不小心指甲掰断了。小说中这样写小五：“只有老五迅速打光了子弹，但几乎没有命中任何人，无论张还是他的保镖——或许她太在意断掉的那一处指甲，分了心。”——也许她在想着这是不祥之兆，可是她并没有退缩。

王妈和小五的离开令人惊心。她们虽然来自不同阶层，有着不同性格，却皆显然属于不愿轻易屈服的人。她们此时、此事不死，后面总也会死。两次枪响，打断了她们故事的尾巴，让她们随着旧上海一起香消玉殒。

我之前读佛经，佛经中言道，佛陀有八十种好，第六十六种乃是：“光照身而行”。

王妈和小五们，是陆先生身边的光。陆先生的末路，就是他的光圈逐渐地这样消失，终于回归为凡人。

在电影的主线之外，是有这样可圈可点、可歌可泣的两个人，有这样回肠荡气的逸笔，不仅让陆先生的形象更加饱满，也让整部电影显得从容而有回味。两位演员演得非常妥帖，令人心痛。这样的对演员的再塑造，也显示出导演的本领，配角的扮演者赵宝刚、王传君、霍思燕也都令人惊艳。

不过电影真正的旁枝，是吴小姐的故事和童子鸡的故事。

吴小姐的戏起于小六被强奸的场景之前。车子在夜色里后退，熄火，当渡部打死了赵先生和司机，扯下了小六的樱花耳环，随后这场戏就被搁下了，随后出现了吴小姐在休息室里为老公说戏。电影中有很多这类一张一弛，紧张松弛收放自如的对照。可以看出导演对节奏掌控之妙。另一个特别突出的时候是一边拍剑拔弩张的室内，一边对比拍摄室外的马仔在比脚的大小，这真可谓是神来之笔。

童子鸡的故事分成了两个章节。第一部分中，初出茅庐却凶狠的他，用铁锨拍死了赵宝刚饰演的周先生。后来，他躲过了一死，又掉进了四马路的温柔乡。“一直想弄”，这几乎可以成为他生命的注脚。他的生命主要是原始的力，残忍，矇昧，嗜血，嗜性，如果导演继续拍下去，这一个角色在小说中后来成为了某一派的底层代表，在解放后，他眼看着救了自己的妓女被车拉走，能够轻易就救人一命，却并未援手。

这两部分丰富了整个电影的脉络。一个是大红大紫的女明星，一个是微不足道的马仔，他们几乎是属于民间阶层的两端。他们均不是权贵，也一样载沉载浮。后者的凶残更匹配这个乱世。

胡兰成说“民间起兵”，这样的民间便是无数童子鸡组成的一种杀气，或谓之“革命”。“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如此的志气有时令人感到不寒而栗。

“幽影之城被自由笼罩，如同双翼被束缚的飞鸟，昔言似烟缕雾绡，在你安躺的地方，至今萦绕。带我回上海，回到我的心之所向……”梅林茂的《Take me to Shanghai》，唱的不仅是小六的心声。

在乱世面前，吴小姐想过小日子而不可得。美貌也是她的罪过，可最大的罪过是爱错人。她结束了的罗曼蒂克。显然是一场爱的误会，可随即她又陷入另一场新的爱的误会中。人间有多少的事情都是这样阴错阳差，事与愿违。前一个男人根本不爱她，后一个男人她从没有爱过。她只是屈身。


袁泉在电影中演出了一个和小六完全不同的演员，有坚守，有爱，有理想，可是最终还是妥协了。“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茫茫乱世，柔弱的女子和她的爱情是不能同时安放的，于是她只能选择先安放自己。

吴小姐和王妈坐在桌子的两边，一纸袋点心放在正中，美丽的对称镜头如斯坦利·库布里克或韦斯·安德森的经典之作，这是一场非常重头的戏码，吴小姐和王妈的情绪都在微妙中变化，肢体，脸色，语言，没有大幅度的表达，却看得到内心的起伏。

这场戏可以和吴小姐与丈夫的那一场对照来看，小津安二郎般的正反打摄影，《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一样的面部特写，令观众也仿佛坐在桌边。那些虚伪的话，不止令吴小姐心惊、心凉，即使连我们这些旁观者甚至也要和她一样红了眼角。当她后来打开钻戒盒，那些巨大的光芒，不是璀璨，而是直刺入心。它们将她逼如角落，已经足以致命。


电影中几次俯拍慢镜头，像是上帝的视角，也有必要拿出来说一下。因为它似乎是一个旁观的冷眼，看到了这乱世里的一些人物的颓丧、死亡，以及城市的破败。这产生了同样动人的力量。

关于人物的有三次，一次是周先生走向为他挖好的坟墓，后面跟着两个打手。这一次的镜像相当大气，我们俯瞰到风吹乱他的头发，他的手背在脑后如同祈祷，慢镜头中他走向自己的终点。这个人物的死，原不该费此笔墨，可不费笔墨，便昭示不出童子鸡的凶残。

一次是陆先生躲过日本餐厅的枪战回到陆宅。在唱诗一样的类宗教音乐童声中，镜头俯瞰出横七竖八的尸体。此时我们看不到陆先生的脸，只看到他的长衫下摆和他的脚，他的后面跟着车夫，他不是惊慌失措，他缓缓走过，赴战场如赴盛宴。直到后来他在长镜头中搂住两个外甥，我们才得以看到他内心的波澜。

最后一次应该是陆先生离开上海前，陆宅家具都已盖上白布。镜头俯视他穿堂过厅，从内而出。导演的手法仍然是内敛，可是我们当然感受得到陆先生的心情。此时不拍陆先生的脸，倒比拍还更使人震动。

关于上海城市景观的俯拍有两次，前一镜上海屋舍俨然，后一镜满目焦土。“城之不存，何以家为？”这是电影唯二的两次拍出作为背景的大上海，其余的时候，上海是活在每个角色身上的。它清楚地表明了导演叙事的关注点和高明的取舍。

《罗曼蒂克消亡史》的英文名“TheWasted Times”，意为“被浪费的时光”。其实每一个时代都是“被浪费的”。不止是罗曼蒂克的，理性的、清冷的、暴虐的时代，也都已经“被浪费”。

“浪费”是人类前进永恒的代谢物。“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旧时代唯一值得羡慕的一点，它们总比我们活得久——至少在艺术里。

有两个电影的镜头，它本身并不推动整体的叙事，可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这里有必要说一下，作为文章的结尾。

一个是在北方客写下绑架地点之前，那个茶馆的茶倌倒了一杯茶递给打手。此时我们可以看到柜台清洁得锃明瓦亮，靠近观众的这边，侧柜上摆了四个白瓷茶叶罐，五把白瓷壶。它们的等距离，以及五把壶的壶口一致所对的位置，像是精心测量、调试过。简直不像是真的——因为太新鲜，太克制。

和那些对称构图一样，这显示出它是一部考究的作品。这也几乎是电影中第一个让我觉得即使静物也在发光的时刻。

一个是渡部喂猫的桥段。机位在廊下，那样一个仰角的，温馨的场景，拍得何其之冷！这个镜头之前，接的王妈站在麻将桌边说“我剥了伊皮”，后来就是他用刀剔去鱼皮。镜头特写了一块白色近乎透明的肉，一点桃红在上面抖。

导演用影像的衔接来带给我心下的森然，观之背后简直也要耸动起来。

据说程耳最喜欢的作家是博尔赫斯，前两天我无意中看到他的一句话，不知道是不是他说的，内容是：“在那做梦人的梦中，被梦见的人醒了。”

在《罗曼蒂克消亡史》中，我联想起这种感觉。是的，那个时代和那些人都活了，他们在“小径分岔的花园”里行走，而我为了看清他们，不由地挺直了腰板。

走出电影院时我有些茫然，觉得心脏一阵阵冷，竟然还下意识的低头摸了摸胸口。
旁边的人奇怪的打量我一眼，估计觉得我有毛病。

“好看”“精彩”“有趣”这些词拿来评价这电影都太恍惚，甚至于可以说略浅薄。

刚坐下的时候还在嘀咕，《罗曼蒂克消亡史》，到底是什么名字，听起来拿腔拿调，而且略好笑。走出来的时候想：大概没有更适合的起名了。

当然是值得去电影院看的。

这片子的节奏，如果是放在其它影片里，我怕是坐不住，但看它的时候，在影院里瘫了两小时，只觉得舒服。竟隐隐有些舍不得移开眼。并不喜欢那些动辙“镜头语言”的分析腔，自己也在这上面的也并不专业。

看起来舒服这几个字，是我能想出来的最贴切评价了。

似乎并不特地讨好观众，却又不赶客。像是敞了门的老院落，随人进出，住户却又只管做自己的。明明演员一堆所谓的腕，却看不到露骨的炫演技，内敛又自顾自的优雅着。

明明是血雨腥风的环境，战火连天的背景。你知镜外必有这些发生，笔墨却不落在上面。

安静和惨烈竟并存了。

仿佛每个人坐在那里，都能自营出一个小天地。哪怕是做饭的老妈子，也自成风流。即使死亡到眼前时，依旧如此。

每个人都把自己活成了一把乐器，或提琴，或长笛，或二胡，长长短短的鸣奏，汇成一出旧上海的共响。势虽高昂，声却低扬。像暗夜里厚重的群潮，层层的淹没了观看者。


前半有个镜头印象特别深刻：

拒绝了和日本人一起开设东亚共荣银行的陆先生，面临刺伤。枪声连响中，一片混乱里，他拂身而退。明明是在逃命，却不见慌乱，步子稳重而静，泰然自若，带着一种似乎生来就有而又竭力维持着的体面。

甚至于他回到自己家，见到满目尸体，血浸一地时，仍是如此。

影片后半，是为间谍的日本人主导的戏份，基调慢慢变得阴郁又隐隐迷乱，像老公馆里的墙面，慢慢剥落，露出下面深深浅浅的刮痕。

快结束时，却看得惊讶了。

战俘营的渡部，坐在昔日姐夫面前，隔着血海深仇，感谢他抚养自己儿子长大。并斩钉截铁的说：“你不会动他们的。我太了解你们了”，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神里是傲慢和嘲笑，言语里带着一丝毒意和得意。

明知对方是横行上海的老流氓，却明明白白的君子欺之以方。

回答他的是一声枪响。

倒地的是陆先生的大外甥，被灭门的那个夜晚，他曾小心慈爱的拍抚两个孩子。被蒙住耳朵捂住眼的是吓哭的小外甥，他和他哥何其无辜，然又身负原罪。

看多了如何抚养战争孤儿内容，歌诵的都是慈与大爱，纵然也有以直报怨的宣称，却没想到报仇对象还含着他们。

那瞬间真的是慒然和胆寒的。

一时间只觉得温柔而彻骨的杀意。

仿佛一个积年的老雕塑，华美陈腐的摆放已久，突然活了起来，振袖而起，如世间最身手漂亮的刺客。
向着屏幕外的观众。

刺出当胸一剑。

接着如失主的名器，迅速的覆灰，破碎，片片迸裂。

片名是罗曼蒂克消亡史，这一击，自然是最后的夺目了。
朱轮华毂，光车骏马，那些旧日的华贵气，清晰的在攘攘排队逃难的人群里沉了下去。

影片的最后，昔日名震上海的黑帮老大，千里辑凶的复仇者。
如同一个最普通的老人。在嘈杂的喝叱声里。

静谧的脱了帽。

美好的东西，要是撕碎了给人看，便成了悲剧。

上海，一直是一块上好的幕布。
做过十里洋场，做过孤岛，有百乐门，有张爱玲，有阮玲玉，有杜月笙，有金嗓子。

家国破碎的背景下，大小人物都仓皇失措，命运飘萍。
罗曼蒂克更是只有去死的命。

吴小姐的罗曼蒂克死在丈夫戴上帽子，以对一个妻子不该有的礼貌，点头告别那一刻。
戴公馆对于乱世里的女人来说，是一个好去处，有钱有地位有人保护。
但也是一个女人爱情的坟墓。
从此以后，活着比罗曼蒂克重要。
演了半生戏，在镜头前，你有剧本，在生活里，你看不见前面，你只能往前走。

老五的罗曼蒂克死在那一通来自陆先生的电话。
男人并没有耐心，或者是没有必要，听完你的问候。
要伤透一个女人的心，用不着刀枪，冷漠就足够了。
老五还是打算替陆先生办这件事，成不成功，不重要，重要的是，陆先生吩咐的事，得办。
临死前唯一的温暖，大概就是车夫的那句责备，你来干什么，回去！
回去也是伤心，又何必回去？
车夫和老五之前有无情愫，故事里没有展开，但从老五中枪的时候，车夫的表情来看，他们之间也是有一段罗曼蒂克的。或许没来得及展开，就已经消亡了。

小六的罗曼蒂克为期最长，却死去得最早。
大概从嫁给王先生的一刻，就已成了行尸走肉。
所以，她滥情，上许多男人的床，热情也是薄情，大概对陆先生有过一些自己都知道是花痴的希望，但陆先生一句话也断了她的念想，我要照顾的人太多，里面有你，但不只有你。
赵先生在小六心里，没起过什么波澜，两个人或许都是逢场作戏，只不过，他们是演员，不是导演。演员的命运，总是掌握在导演手中。
好在，王先生和陆先生还对这个难缠又不听话的小六，保留了最后一丝温存，让她走，不让她死。
但可惜，陆先生的妹夫渡部，大概是在天天扮演上海人，伪装幸福的身份里，压抑了很久，把自己的某一部分逼疯了。
杀赵先生，杀司机，在两个尸体的注视下，强暴小六，无非是一种发泄，既然疯魔，就疯魔到底。


囚禁了小六之后，吃饭，做爱，两个人都痛苦。
痛苦得并不是当下的处境，痛苦得是两个人都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
一个是男人的玩物，无论多么精致，对男人造成威胁了，都会被毫不客气地丢弃。
一个是战争的工具，无论地位多高，有多大的功绩，在整个国家的野心里，也只是一枚棋子。
两个儿子，一个妻子，也成了他的棋子。
渡部的罗曼蒂克，死在了他踏足上海之前。
既然是战争棋子，他早已经没有了罗曼蒂克的机会。
唯独在最后要掐死小六，终究还是放弃的时候，大概是闻到了心底残存那一丝罗曼蒂克的味道。
最后，死在小六的枪下，也算是某种死得其所。
倒也是一种罗曼蒂克。

陆先生妹妹的罗曼蒂克死于丈夫渡部最后一次仓促而又未成行的爱抚里。
那大概是仅有的一次真情流露。
渡部对两个儿子是天性流露的爱，对于妻子，却一直保持着冷漠的距离，因为他是间谍，他是工具，他是插进上海的一把利刃。他有自己的榻榻米，自己的猫，做给自己吃的饭。而这一切，又哪里是一个置身事外的妇人能知道的呢？
临死前也不知道真相，大概就是对她唯一的安慰了。

处男小弟的罗曼蒂克本应该安放给乡下的相好，却意外给了凉薄又善良的妓女。
乱世里的一句，我养你，让妓女笑了，疼了，也心软了。
至少在故事里，小处男和妓女的罗曼蒂克还没有消亡，又或者是在消亡的路上。
谁知道呢？

陆先生的罗曼蒂克，死在了一家被屠戮殆尽的枪声里。
任你再大的官，再高的权势，家人始终是基石。基石不在了，心就不软了。
杀人诛心，这个道理，陆先生比谁都明白。
所以，在战俘营，让间谍渡部远远地看着，杀死渡部的儿子，自己的侄子，渡部彻底被摧毁。
而陆先生自己，其实也早已经被诛心了。

等到繁华落尽，上海沦陷，只手遮天地大佬，也只能孤身一人，像个普通旅客一样，脱帽，抬手，接受安检，接受命运的嘲弄，接受茫然未知的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