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1960年法国巴黎夏天的一部开创性的“真实电影”。它的意义似乎不止在于形式,在于一些形式和语言能串连起来的很多深层次的思考。 似乎不需要去注意它是社会学家还是电影学家拍的,是想要突破什么理论。而透过黑白的镜头语言,群像和特写的身体、脸部轮廓,光影在城市森林的交织,能够感受到更加深刻和沉静及不断在生长地一种生命。它有阴森的根愿意植根于城市的缝隙里,也有张扬的叶在贪婪地接受着阳光与空气,坦率地向着世界伸出它的枝丫。而,是的,法国、巴黎,这一座充满浪漫的城市,向每一个种族、每一个生活在着的人,都提供着直达心肺的,城市里令人自由的空气。 影片的开头是粗略的采访团队横呈。我们的有一份夜总会工作的女性代言人开启了她害羞但敞开的乐于尝试的路采之途。这种路采现在的央视采访或短视频里也常有,甚至问题依旧不变,同样是为路人“你幸福吗”这类问题。但是同样放在当下的时刻来看,黑白的呈现方式对影片内容的专注引导,与那些作为社会问题或者图一娱乐的快意感受不一样。本影片的团队,虽然粗浅地在做一些随机采访,问着最简单的问题想要遭遇一些东西,虽然在田野调查者来看一开始的路采非常“浅描”,乃至到最后也不算深。但是从每个镜头和神态中,我们体会到拍摄团队的一种认真想要面对“真实”的信念感。 包括这个路采值得注意的是,采访团队自身在街景整体中毫无疑问已经作为了一组景观或者“设备”。两个人,一人手持地麦克风,进行着会令人感受到被侵入的采访行为。于是我们看到许多人上班忙碌地路过,一些人敷衍地回答着。而对于有的人来说,只是把麦克风对着他们,倾听着他们的生命,就已经对他们拥有了很多的意义。 从路采之后慢慢进入家宅,在家宅情景中是几组的日常生活。对自己生活的把握与感恩,忽然重新发现自己的日常,重新对日常的对象化与跟踪(如从起床到工厂的镜头)。 一些碎片化的生活的感官凝视,机器的轰鸣、明暗、桌子与闲谈的人,练武、看书、熄灯。随着镜头一同介入与后撤。 楼梯间的黑人朋友事实上可能构成了这部影片最触动人和引人沉思的案例。他对生活的坦然、感恩和旁边“人”对他的回应。 浅描、白描,镜头聚焦在场景和神态的情绪上。每个人被提问后,都呈现出一个反思时刻。进入一种深沉、稳定,具有反身性的凝视之中。 工作会议总与晚餐放在一起,团队的个人化对话返回过去交代了上面采访情形的一些情况和背景。他们的对话亦是在一种浓郁的反思氛围中进行的。 日常生活应该依托哪些问题,来讲人们的回忆引谈出来?第一个问题是幸福,第二个问题,似乎是法国的早上。这段开始孤独的街景进入到一些蕴含着浪漫与爱的公共活动中。人们调整自己,面对着城市的孤独、生活的真实和浪漫的自由。 结尾是影片参与者们的观影会。他们共同坐在电影院里,准备着稿子,表达着自己在过程中所感所获。“原来我们真实地生活在一起”。 我认为这种感受大概是,既成为自己又成为媒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终于重新揭露了自己,揭露了自己的网络,把自己重新真正放回到了世界之中。 聊着天,导演和朋友渐行渐远。生活,未完待续。 对采访者神态的凝视,能感受得出来一些局促。尤其后半有回访一位女性的时候。她的眼神瞥到了摄像机又移开,实际上是有些局促的。但是过了没有一会儿,她事实上此后又重新进入了她自己的表达和情绪之中。她在喷发情绪的同时又克制着,要流淌出纠缠着她自己主体性的话语。而我们由此真的感受到了一种处于边界要满溢的“真实感”。 这是一部在努力追求真实的影片。在60年代,就已经在尝试呈现拍摄的主体团队,和一些反馈的流动。真实感意味着要呈现出一些缺席的东西,一些剩余的东西,在一种合理性的生活主轴中,又充斥一些随机的情感,一些小意外。比如说温柔地抚摸一朵花的花瓣,比如说昏暗中的拥抱与结婚与亲密等。 我和“他/她”在海边小路上散着步,观着世界。此时此地的大海情节,我们混合包容在一起,我们原来真实地生活在一起。
我记得在大学第一堂电影课上,导师问我们为什么选择学习电影,我回答说,人生太短暂了,我们根本没机会去看到我们身后广袤的世界,我想通过电影更可能多地去了解这个世界,真实的世界。
所以当我第一次看到电影《夏日纪事》(1961)时,我大为震惊,这个世界太大了,生活在这里的人太多样化了,每一个经过我的过路人都有自己鲜活的人生,但我从未意识到;好像第一次有人走上街头问这些鲜活的普通人,‘你们幸福吗?‘,镜头也开始指向现实世界中的真实人物。
这部电影没有演员,纯粹依靠着这些把自己的时间投入到这场叫做 ‘cinéma vérité’(实录电影)实验中的男男女女们。”
这是电影《夏日纪事》的第一句台词,是导演让·鲁什(Jean Rouch)对“cinéma vérité”的简要解释。Cinéma verité是20世纪60年代的一场法国运动。由于二战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影响,电影人们开始尝试将镜头移向现实,试图重建人们战后支离破碎的精神世界,而《夏日纪事》作为cinéma vérité的代表对纪录片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为它在展现真实世界的同时,也在引发观众对现实的反思。但是这部电影是如何向观众呈现“真实世界”的,又是如何达到其‘反思‘的目的的呢?
首先,导演让·鲁什Jean Rouch和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选择使用了“采访”。被采访者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的、多样化的‘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和性别,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社会阶层,有大屠杀幸存者Marceline,有从意大利移民到法国来的女性Mary-Lou,有来自非洲的移民工人,导演凭借这些来自社会不同角落的人的人生,去以不同的角度揭示世界的真相。在如此多的人生故事里,观众一定会在某个时刻为电影中的某个角色或某段故事产生共鸣。
但更重要的是,这部电影让他们听到了他们从未听到过的、但在构建世界中不可缺的少数群体的声音,尤其是在那个年代,当媒体被掌握话语权的‘大多数人’绝对控制,当银幕上遍布着白人贵族的浪漫爱情故事,几乎没有作品客观关注社会底层的其他种族的生活,这部电影开创性地把麦克风递给了真实社会中的每一个普通人,包括观众。
在面试的拍摄里,镜头就是观众的眼睛,摄影机的距离引导着观众与人物之间的距离和关系。比如Rouch在采访意大利移民Mary-Lou的时候,镜头随着Mary的情绪越来越近,到最后近到观众可以完全看到她满含泪水的眼睛和执烟的微颤的手,即使她一句话也没有说,我们也能强烈地与她共鸣,感受她的痛苦和挣扎,就好像你已经认识了她很多年。因此,导演首先引导观众接触到‘普罗万象‘,听见真实的来自少数人群的声音,感同身受他们的悲欢离合,从而揭示他们背后的世界,那个也许充满了泪水和伤疤,遍布着不公平和冷漠的世界,但导演更想要着重传递的是他们的人生态度——即使这个世界折磨得他们泣不成声,我们依旧能从访谈中看到他们没有失去希望,而是继续走向“明天的早晨”。
正是通过聆听这些真实经历,我们隐约看到了藏在世界褶缝里的痛苦,但通过他们对生活的态度,我们开始反思自己,寻找我们的自己该有的生活方式。Cinéma verité并不排斥使用像美国直接电影运动 (direct cinema)那样的视觉电影制作技术,相反,它在每一帧都有它自己独特的美学设计,以引起观众的思考和反思。
例如《夏日纪事》中的经典片段,当大屠杀幸存者Marceline在画外音中独自走在大街上时,导演使用了长镜头,而摄影机在Marceline正前方随着Marceline一起往前移动,暗示着历史在向前发展,而我们也应该向前发展,然而有些伤害恐怕永远无法消除,无法忘记;紧接着,Marceline走进一座背光的大门,镜头越来越远,Marceline越来越小,她背后那座巨大的黑门张牙舞爪地占据了屏幕,那似乎是命运,几乎要将她彻底吞噬。这一幕非常具有审美意义:我们相比于命运而言是如此脆弱不值一提,但她仍一直在向前走,一直在和命运抗争, 如同此刻画外音中她说的,“不要害怕,我知道这是困难的,非常困难,但是一切都会好的”,它全力激励着观众们永远对生活充满希望。
所以,我们往往不会因为开在森林里的一朵花而感动,却总会为了一朵在废墟中绽放的花儿大为震撼,这也是这部电影包括cinéma vérité想要传递的,而这部电影的最终目的也不仅仅是为了展示废墟,而是为了展示那朵能给世人带来无尽深思的花儿。
我喜欢这部电影。它以充满独特美学的画面和精心设计的电影手法,呈现来自社会各个角落的普通人的人生故事,去引导观众进入无法看到的世界褶皱之中。同时通过表现这些人的人生态度,引发观众对生活的反思。虽然它们没有专业的演员,没有剧本,被采访者只是在表演自己,而他们真实的自我和真实的情感反而成为了最能激起观众共鸣的东西。
以上就是我通过电影所看到的,但当然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对电影的不同解读,因为在cinéma vérité,导演不会引导观众到一个特定的观点,而只是向你展示“生活”。就像在电影的最后,导演邀请所有的被采访者再次齐聚观赏最终的电影成片,发表每个人的不同见解;就像埃德加·莫兰在电影中说:
“这部电影,不像普通电影,它把我们带回到生活中。人们对这部电影的反应和他们在生活中的反应一样。他们没有被引导;我们不引导观众。”
1960年夏天,法国犹太女人玛索琳娜·罗尔丹手拿一只话筒,在摄影师和女助手的陪同下,走上了巴黎的街头。面对繁华都市里行色匆匆的男男女女,她始终以尽可能亲切、温和的口吻不厌其烦地向路人发出真诚的提问,毋论他们的态度是热情还是冷漠,亦毋论他们的第一反应是欣然接受还是果断拒绝。她的问题非常简单,只有一个——“你幸福吗?” 若干年后,玛索琳娜与荷兰纪录片大师尤里斯·伊文思相遇、相知、相爱。在她的得力协助下,伊文思于晚年又陆续拍出了《愚公移山》、《风的故事》等诸多有口皆碑的作品。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把目光移回到1960年夏天的巴黎,到此为止,这场调研才算是刚刚开了个头,彼时的玛索琳娜也不过是被两位导演选中的“实验对象”之一。很快,导演将叙述重点从随机采样转入了深度访谈,而后,一个个其貌不扬的普通人以无比清晰的面目来到了镜头面前。他们从“你幸福吗?”出发,开始了各自的倾诉、解释,乃至抱怨。最终,关于同一问题的不同解答构成了纪录片《夏日纪事》的四分之三。至于另外的四分之一,则是隐藏的“彩蛋”,需留待下文,细细分解。
电影艺术始于卢米埃尔兄弟,始于纪录片,始于现实主义。但一个多世纪过去,纪录片的势头比之剧情片却似乎始终略逊一筹,就连颠扑不破的现实主义也早已将“主战场”移到了后者身上——前有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一众大师望尘莫及,后有法国达内兄弟和罗马尼亚新浪潮左右夹击。值得庆幸的是,纵使形势窘迫至此,纪录片导演们也从未停下脚步。因此,时至今日,纪录片依旧作为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精神宝藏而存在着,纪录片创作在整体上也依旧保持着少而精的显著趋势。 纵观世界范围内名垂青史的纪录片,不难发现,创作者们无非是在两个方向上做到了极致:一是对现实社会的深刻洞察与犀利批判,二是挖掘现实的形式与手段。不管怎样,纪录片对现实的追求从未改变,变化的仅仅是人们观察现实的眼界、寻觅现实的方法以及对现实的定义而已。这一特点决定了,纪录片导演的所有野心必须围绕着对“现实”或“真实”一词的认识来发散。于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两个同以“真实”为目标导向、却在方法上背道而驰的纪录片流派分别在法国和美国诞生,并形塑了纪录片创作的两套基本方法论,它们就是“真实电影”和“直接电影”。 “真实电影”与“直接电影”同源于苏联纪录片奠基人吉加·维尔托夫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提出的“电影眼睛”理论,是由“电影眼睛”学派衍生而来的两个分支。“电影眼睛”理论指出,摄像机即“电影眼睛”比人眼更加善于捕捉生活的真实,因而远比人眼优越。“真实电影”派和“直接电影”派同样笃信这一点,“真实电影”(又名“真理电影”)就是因“电影眼睛”派旗下的《真理报》而得名的。不同的是,对于纪录对象,“直接电影”认为摄影机和导演应当避免干涉,“真实电影”则要求摄影机和导演必须有所介入。如此看来,《夏日纪事》便是一部名副其实的“真实电影”,它同时也是“真实电影”的开山之作。 依照美国纪录电影理论家比尔·尼科尔斯的分类,“真实电影”的创作属于典型的参与模式;或者说,参与模式根本是随着“真实电影”的出现而出现的。轻便的摄影器材和录音设备为纪录片导演与“演员”们在拍摄现场、尤其是镜头内部的互动提供了有利条件。《夏日纪事》中,玛索琳娜之所以能够在街头采访的环节轻装上阵,正是得益于此。参与模式强调导演和纪录对象的互动,“真实电影”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要求导演首先扮演挑动者和“触媒”的角色,主动促成预设情境的生成,而后再把舞台让给“演员”,观察并纪录他们的即时反应。“真实电影”所遵循的便是这样一种“参与—观察”的模式,它与人类学的基本研究范式构成了紧密的传承关系。
《夏日纪事》既是“真实电影”的代表作,也是人类学电影的代表作。两位导演正式涉足电影行业前所从事的都是人类学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工作。其中,埃德加·莫兰作为法国当代著名思想家,在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等诸多学科均有重要建树。“真实电影之父”让·鲁什则早在二战后于大学考取人类学学位之时便已经开始了拍摄人类学电影的尝试。他们将原始身份投射在纪录片的拍摄过程中,使得影片呈现出鲜明的人类学色彩,见诸以下两点。 第一,《夏日纪事》于多处借鉴了人类学的研究范式,并将“参与—观察”模式贯彻到底。首先,玛索琳娜和两位导演对被访者的面对面采访与生活实录无疑是仿照着田野调查的模板设计的;其次,这种采集信息的手段可以有效地帮助他们浸入被访者的实际生活环境,进而获得民族志研究中所谓“本土化”的体验。最后,在调研结束后的小型试映会中,导演邀请了几位重点采访对象前来观摩,并让他们从观众的角度审视彼此在镜头前的表现,各抒己见。这次交流活动的意义丝毫不亚于先前的一系列访谈,它成功地“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间建立起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的关系,最终形成‘共享人类学’理念”[i]。 第二,就性质而言,《夏日纪事》算得上是一部广义上的论文电影,即“essay film”。在汉语中,人们习惯于把“essay film”译为“散文电影”,但在英语里,“essay”一词的统摄范围实则远大于“散文”的概念,随笔、杂文、论文等均可以用“essay”一并指代。《夏日纪事》也属于这一类别,且其文体与论文非常相似,所以可以算作一部论文电影,或曰一篇影像化了的论文。作为一个具备深切人文关怀的人类学家兼纪录片导演,鲁什从未让出自他手的影像止步于承载文化的静态载体、或服务于学术研究的影像资料,而是始终把它们当做剖析人类社会的工具和武器来看待。《夏日纪事》的开头,两位导演与玛索琳娜接洽街头采访的事宜,并在调查正式开始之前预先对她展开访问,他们将这一制定课题的过程毫无保留地裸露在镜头前,又于接下来的深度访谈中毫不避讳地以各种方式出镜,亲自采访被试。就这样,忠实纪录调研全程的《夏日纪事》俨然成为了两位社科学者的实验日志,而当影片经过剪辑、以人类学纪录片的名义终得问世,它则完成了从实验日志到实验报告的转化,正式变作一部由流动的影像“写”成的论文——立论与论证、论点与论据尽在其中,唯一不同的只是形式。影像论文中,以上这些东西未经心思缜密的条分缕析,而是通过精美的摄影和层叠的结构以相对凌乱的样式交缠着,以致直到最后,观点的定夺仍在两位导演的反思中显出暧昧不明、模棱两可的取向,该片阐发的思考也仍在不断地拓展着后世学者对于“真实”一词的定义。 可以说,人类学的视域赋予了鲁什的纪录片以强烈的辩证色彩及学术气质,于其他的纪实类作品而言,其思想维度的多样与认知层面的广度和深度实在难以逾越。因此,尽管《夏日纪事》说不上是一部臻于完美的电影,在可看性方面或许有所欠缺,普通观众大可以批评它枯燥无味、小题大做,但它的学术价值绝对是毋庸置疑且不可磨灭的。
作为开山之作,《夏日纪事》在某种程度上定义了“真实电影”这个新名词,因而该片最值得玩味的必然是它之所以为“真实电影”的缘由,以及它的“真实”究竟是何种意义上的“真实”,在片中又何以见得。不夸张地说,如果删去开头的方案交待、结尾的映后交流和中间穿插的几次集体访谈,《夏日纪事》恐怕难以得到今天这样响亮的名号,甚至将与日后泛滥成灾的民意调查别无二致。是这些零碎、跳脱的片段成就了这部影片。 作为叙事手法的“镜渊”理论最早由法国文学家安德烈·纪德提出,法语写作“mise-en-abyme”。“镜渊”是一个准确而富于诗意的翻译,顾名思义,指的就是两面镜子相对之时,镜像内部反射出的无穷多个空间,如同深渊。在文学与艺术领域,“镜渊”十分常见,画中画、戏中戏就是一个个“镜渊”。《夏日纪事》的多重文本也是通过“镜渊”结构组织起来的。 影片的开头,导演借助和玛索琳娜的一番交谈直接设下了第一层嵌套——被试在内,主创在外——并在第一时间告知了观众。这层嵌套的展示占据了影片的绝大部分篇幅。在此过程中,导演先是以玛索琳娜为介质展开采访,而后通过占比极小的出镜或是声音亲自对被试实施刺激,实现了两重空间的联通。从中段开始,导演与被试围坐在桌边,在镜头前平起平坐,两次集体访谈使得双方共享同一画面,达成了两重空间的交融。至此,这一层嵌套的两重空间已经不再泾渭分明,它们的边界在导演对被试后续的跟进调查中得到了彻底的消解。就在这时,试映结束,灯光亮起,第二层嵌套适时地出现了,原来被试已经观看了这部属于他们的纪录片,并且表达了各自的见解。当映后交流结束,被试或许以为他们已然完成了全部的使命,安全抵达了影像以外的现实世界,殊不知走出放映室,二位导演在博物馆的谈话又构成了第三层嵌套,把“现实”中的他们再度绕了进去。终于,影片的四重空间就此完成了搭建。 “镜渊”固然铸就了迂回、朦胧的叙述结构和文本层次,但鲁什和莫兰设计“镜渊”的初衷应该并非出于这方面的考虑,而是为了在环环相扣的“圈套”中“套”出“真实”的定义。可既然“镜渊”有层级,那么传递、流通于“镜渊”的“真实”是否也有层级?在传递和流通的步骤中,它又究竟是得以强化、还是遭到了削减?这些问题都是值得存疑的。 从镜头语言来看,起初导演安排玛索琳娜在马路上任意挑选对象做简单的提问,这一阶段摄影角度刁钻,机位设置隐秘,受访者大多没有意识到镜头的存在,表现相对真实可信。但是很快迎来了深度访谈,导演允许他们在镜头前袒露内心任何不为人知的想法。画面以近景和特写为主,还有许多跟踪拍摄被试每日例行公事的私密镜头。此时,镜头专注的跟随如同白描,已于不经意间将他们的脾性和背景勾勒了出来。这种有意围绕日常生活展开的氛围渲染更贴近“虚构”的手法还是更近乎“真实”的本质,我们不得而知。如果说鲁什和莫兰的本意是希望被试在镜头的刺激下暴露真我,或是笃信摄影机总归可以打破被试的防备,他们会否太过理想化了?因为每个人在公共场域都无时不刻地“扮演”着“我”这个角色,职业演员和素人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在镜头前亦可以收放自如,而后者如未经训练,则很难做到。况且每个人展现给公众的人格都多少带有虚假的成分,之所以能给他人留下“真实”的印象,也不过因其足够地从一而终。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让素人在镜头前表演,通常会造成“人格分裂”的观感:他们无法统合日常生活的表演经验和镜头前的表演经验,摄影机的在场反而篡改了他们原始的人格,使他们表现出“精神紊乱”的临时反应。 可鲁什在一次访谈中对此事的回应又似乎推翻了前文的质疑,他说:“电影能够提供的不寻常的借口就是,只要你愿意,在摄像机前可能说任何事情,而之后只要解释为这是‘为了电影’就够了。表现出自己的一面却当做是在饰演角色,而事后却可以不承认,因为这只是自己的一个形象,这种非同寻常的可能性是存在的。[i]”他的说法显然为素人在镜头前的表演提供了一个崭新的阐释途径,不无道理。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不论哪种解读都因人而异。鉴于没有任何一个人和任何一台摄影机可以精准地探测到“真实”的存在与否,被试的反应便只在乎他的一念之间了。所以我说,《夏日纪事》中最逼近真实的时刻有两处。其一是街头访问时路人们的表现,那些正面回答的,即算是表演,也至少归属于日常生活的领地,而那些抗拒回应的,即算导致场面失控,也至少成功脱离了摄影机的监视。其二是深度访谈中被试们面对镜头做下的抉择——决定是否对摄影机和导演有所隐瞒,毋论答案作何,他们对自己总归是诚实的,纵使他者不可知。又或许,“真实”的本质就是不可知?
诚然,今天的人们有关《夏日纪事》一片的讨论大多落脚于对“真实”二字的争辩,但如果鲁什和莫兰的调研设计最初和最终都仅仅意在证实或证伪真实性于纪录片中的存在,那么,他们为此所做的一切则未免太过大动干戈了。再者,作为两个接受过系统学术训练的知名学者,他们也绝不会允许自己的“论文”空有枝干而已。不如把《夏日纪事》放回到1960年的巴黎,联系语境重新考虑。拍摄这部纪录片的时候,两位导演未必笃定它将如何如何地被载入史册,继而影响后世。当时他们所能拿得准的大概只是一个正在“渡劫”的巴黎的图景,以及逡巡在其中,用各自的痛苦和挫败、欣喜和愉悦将这图景点缀得五彩斑斓的众生。应该说,《夏日纪事》的拍摄是一场天马行空的形式实验,亦是一次脚踏实地的社会纪实。 “真实电影”连同“作者电影”和“作家电影”一起,共同构成了上世纪六十年代轰动一时的法国电影新浪潮。学界往往认为,“真实电影”是这三股潮流中最贴近现实主义的一脉。看看“电影手册派”和“左岸派”导演们镜头下的巴黎,再看看《夏日纪事》中的巴黎,这一道理便不言而喻了:若说前者是小年轻们谈情说爱的“伊甸园”,后者就是遍尝历史苦难的“集中营”。 1958年,在历时四年之久的武装斗争之后,阿尔及利亚人民终于取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初步胜利,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正式宣告成立。这次战争非但动摇了法国的殖民统治,更导致死伤无数,为法国平民带去了深重的灾难。1960年6月,法、阿两方开始谈判,《夏日纪事》应运而生。片中,阿尔及利亚战争是最瞩目的背景板,导演有意征询被试有关战争的看法的举动,无疑使得他们各不相同的“苦难史”都一时间沦为了战争的陪衬和附庸。在第一次集体采访中,鲁什更是一上来就开门见山地表示,他们到此为止所拍摄的东西都过于“个人化”,并在讨论后特意将报纸上登载的一系列实事新闻的快照剪接进去,一反访谈舒缓的节奏,以强硬的手段迅速地将政治背景植入到了调研进程中来。借着实事快照的余温,影片紧接着进入了第二次集体交流,在导演的催动下,被试们大谈黑人与白人的婚恋问题。最终,这段政治语境的强势介入以犹太人玛索琳娜在协和广场漫步的画面作结。片中,巴黎社会的全景大体上就是这样根据战争创伤和社会症结的轮廓勾勒出来的。 然而,即便如此,巴黎的全景也未能如鲁什所愿般成为影片的重头戏,与之相比,倒是巴黎的众生相被描摹得细致、鲜活得多。虽然导演在影片的后半程极力调动被试对战争、种族等公共事务的反应,但被试们显然还是更愿意作为独立的个体存在于影像世界,并乐于在镜头前展示个性。众所周知,学术调研中,问题设计是极关键的一环。鲁什和莫兰对所有被试无差别地抛出“你幸福吗?”这个问题便是一个非常聪明的选择,因为它具备极强的开放性,可以根据被试身份、背景、经历乃至话术的差异往不同的方向延展出去。从测试结果来看,被试的多样性也确乎从不同的侧面大大丰富了这个母题。 玛索琳娜是所有被试中最特别的一个,既是主创又是被试,且影片对她着墨极多。导演先是通过对她和前男友的双人采访挖掘出了她的感情生活,而后又为她设计了一场独角戏,让她以呓语的形式与父亲隔空“对话”,回忆二战期间的惨痛经历,这两个段落将人物“前史”悉数道尽,成功树立了玛索琳娜的银幕形象。除了玛索琳娜以外,其他的主要被试也各有各的故事:工人安吉罗认为自己的生活已经彻底由工作驱动,疲惫不堪;黑人学生朗德里不断调整心态,努力适应异国生活;意大利女人玛丽卢厌倦了寄人篱下的生活,却不知该如何重新找回平衡……巧合的是,接受专访的两对夫妻都很幸福,尽管生活并不尽如人意,但他们无一不感恩于彼此在困境中的陪伴。
1960年的巴黎,在同等紧张、同等慌乱的大环境下,有人过着快乐的日子,有人承受着生活的苦难,有人为当下而奋力挣扎,有人因过往而辗转难眠。相继出场的寥寥数人甚至挤不满一个全景的画面,可巴黎的众生相却就此浮现了。想到这里,突然觉得,与其继续纠结于“真实电影”之“真实”的可知与不可知,不如从文本的表层探进去,看看人类古往今来的生存境况是不是同一番光景,这或许对今后的生活还有一点实际的指导意义。毕竟,想在日常生活中照见真实,已是难事;用摄影机原原本本地纪录真实,则是难上加难。这样说,并非有意苛责一代代纪录片大师的努力是徒劳,只是觉得所有求索“真实”的人,最终总是难免得到一个让自己大失所望的结果,不忍心罢了。说到底,“真实电影”究竟是否曾在哪一个瞬间触到了“真实”,是一个无人能解的谜题。“真实”恰恰因其未可知而让人着迷。
[i] 张同道:《冒险是我的职业——让·鲁什访谈》,《电影艺术》2007年第1期。
[i] 徐菡:《从“参与”到“共享”:让·鲁什“参与电影”的人类学要素分析》,《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14年第1期。
如果有人指责纪录片操纵演员、筛选事实,那就把操纵的过程也拍出来,再加入演员自己的观影感想。传统电影会用一套完整视听语言邀请观众把自身投射到荧幕上,最好忘记自己在看电影。而本片开篇即由导演出场坦白:我们是在拍电影;等成片之后,把观众和演员的映后谈一并纳入新的“正片”;映后谈结束,又以两位导演对本片的看法作结。每一次“评论”都像是对虚构的嘲讽,都试图表明:我们没有什么要隐藏的。观众看的时候也倾向于多动脑子,像在看论文。
非常有趣的实验,没看出什么虚构的成分(让马赛琳娜在协和广场和巴黎中央大厅行走、诉说关于父亲和战争的回忆,这两个镜头确实属于艺术创作,但不算虚构),仍然是纪录片。据说和利科克(暂时没找到资源)最大区别是,强调摄影机和导演的在场:不仅仅是观察,还通过提问互动等方式,刺激煽动演员说出平时生活里不会说的话。“你推动这些人自我坦诚……这是一种在摄影机前非常奇怪的坦诚,此时的摄影机,我们可以说是一面镜子,也是一扇通向外在世界的窗户。”
映后谈里有个观众的看法我觉得非常好:“当他们想表现自己生活的时候,太多泛泛而谈了,这对生活来说是不真实的”(虽然法国人好像是比别国更热衷于谈论哲学、政治)。直接用语言为自身辩解,就有点忽视电影重要的“形象”功能,艺术主要靠形象说话而不是直陈想法。(《爱在》三部曲或伍迪·艾伦?人家是发生在故事情景下的对话)这恐怕是那个小孩说“我觉得没有卓别林的电影好看“的原因。相反,本片临近结尾攀岩那个片段就很生动(还有在自家小院子里练拳、冲浪、观看斗牛)。有些对话又是有意思的,整体存在一个比例拿捏的问题。
另一个疑问是:本片的目的或实现的功能?它不像《美国工厂》式的纪录片,集中探究一个问题;调研这么几个人也只能反映1960法国社会的一个局部,社会学意义存疑。为了拍片专门把拍摄对象聚集在一起,这段共同参与的经历倒很有意思(大家在一起增进了感情,但拍摄结束后呢?);对人物的心理探究较为深刻。除此之外,可能就剩实验意义了。不过,“有趣”本身就足够有说服力了。
对即兴表演(卡萨维茨)、半即兴故事片结构有一定影响。虚构和记录结合得比较出色的,提名是枝裕和《下一站,天国》。是枝裕和在书里也写过,他尊敬的一位前辈告诉他,偷拍根本不叫纪录片,纪录片就是要引导、拍摄受访对象的“自我表现欲”。
一部讲述拍纪录片的过程的纪录片,导演也是其中的角色,会跟观众直接在影片中讲述自己拍电影的意图、想法等等。
最鲜明的记忆点莫过于两个女人在街头拉着路人问“你幸福吗?”她们需要克服心理上的障碍,还要遭遇路人的冷落、不解甚至嘲讽,但也会遇到愿意与她们吐露心声的路人。她们还会和导演一起去家里采访。每个人都要发表一些看法,关于自己平时未曾想过的”幸福“”生活“等话题。
影片展示了每个人真实的生活细节,一个在工厂上班的工人,从非洲来到巴黎打工的黑人,从意大利过来的女人,一对生活平稳地夫妇,两个小孩等等。并且有趣的是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是在镜头前展示。
最后,他们坐在电影院看完了拍他们的这部电影,每个人还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从旁观者的角度更清晰地认识了自己的人生。这就是真实电影的魅力,没有虚构,没有剧本,即兴发挥。它也给以后的故事片提供了一盏指明灯,一种保持最大限度的真实性的拍摄方法。
5.5 “真实电影”鼻祖,结尾导演居然用实际行动将目的合盘托出~所谓“真实”并非“客观”(名字很容易引起误解),导演是记者,直接向着被摄对象发问;同时更像主持人,成为激发被摄对象“真实”特质的能动性存在。至此镜头下的法国小镇,夏日里人们的小情绪,给人的感觉是被激发的“真实”。
其实还是有些过于个人化。。。无法体现社会性
你是否自問過,我幸福麼?那麼你的答案是什麽?不管是或否,你是否都能認真且肯定?那麼,你是否問過你身邊的人,他們是否幸福?對於他們的答案,你是否相信?有誰讓你感動到淚流滿面,當他們述說他們的故事,或甜蜜或苦澀?我們對幸福的定義又是什麽?從今天起,做一個幸福的人,面朝大海,春暖花開?
这片子Rouch的印记可能还没有Morin的明显 和直接电影对拍摄本身的直接性强调不同 这部片子虽然在后期找了Brault来拍也用了同步录音但在剪辑中明显采用了多机位不同景别的连续剪辑技巧 谈话场景尤其显著 这种强烈的构建痕迹让DC的人感觉很不安。但这片子在延续了经典剪辑技巧的同时也努力发明对移动便携设备的新用法 一方面小摄影机缩短了跟被摄的距离得到了一系列更加亲密的特写 但另一方面通过一些更公共的议题讨论有试图将这些亲密体验变成某种公共的经验。这种矛盾关系在最后被摄观影会的一场达到了高潮,大家对相同的影片给出了不同的观点,相互争执不休。这也直接导致两个导演修改并重新拍摄了最后在Musée de l'homme的一场评论戏 Morin坚持这片子能在不引导观众的情况下让大家直接接触到真实的生活 一种复杂性的生活状态。也因此成了新浪潮的风向
电影:一次人类学研究。影片结束于莫兰孤单的背影,他想用摄影机捕捉真实,但最终捕捉到的是差异,这是个证伪的过程,依然是宝贵的文献,当然,it's unnatural.
还好没人在这个夏天举着话筒到大街上拦住我问我幸不幸福,从来就没想过幸福是什么,几十年来我唯一在想的就是如何脱离苦难。
技术进步、时代环境造就的真实电影,打动我的是最后陌生受访者们坐到一起重新审视生活影像及抒发个人感想的时候。自然流动着的、纯粹的时间。@资料馆,玛索琳娜·伊文斯交流
对,第一个问路人“你幸福吗?”的不是CCTV⋯⋯这部Jean Rouch/Cinéma Vérité重要作品,最后五分钟的探讨特别精彩。Chris Marker《美好的五月》与之有诸多形似,却有根本差别。对照看,特别有趣。
#siff2021# 我知道这样不好,但片头那个神片罗列和片尾的导演自述合起来确实有说不出的喜剧效果。
既然摄影机都是撒谎的,那么唯一真实的方法似乎就是拍一部关于拍摄记录片的纪录片。或者索性承认,人在镜头前"假装"的时间不会久,几分钟后,还是会变回自己。
“真实电影”的鼻祖,即使是“纪录片”,仍不免虚假的成分(拍摄形式、被访者的瞬间主观姿态等);全片亮点是拍摄完毕后,被采访者以局外人的身份再次回顾,却发现无法再踏进同一条河流,可能这才是当时回答“你幸福吗”的原因。
3.5 这部跟《人类的金字塔》大概可算互文了,而它的题材更广泛(但我还是更喜欢人类金字塔,或许因为电影院的画幅还是错的),尤其最后还纪录了学生们观看“成片”再次讨论,甚至讨论影片发行。真实-虚构-成品之间微妙的关系,电影的视角,也许就是1960年夏天让鲁什思考得最多的事情。
虽然明知不会喜欢,还是咬牙看完了。摄影机的在场并没有想象中尖锐啊。
专业人士必看,发烧友可看,一般人不必看的一部重要的影片……
你们幸福吗?能在太阳底下工作真的让人心情愉快,而且还能回答你们的问题。看得我想哭。不过看来这真是部随性的片子,随机上街去采访,跟踪某个人的生活,茶话会,散漫的步行,直到最后演化成大家在夏日的海滩上休闲……啊,太美好了这样无意义的感觉。最后的间离,一剑封喉。
探讨了影像作为现实生活加速器之可能性,行人的陈词滥调和自卫防御性的反应,暗示了随意的民意调查之肤浅。(居然是和埃德加莫兰合拍的我暴风哭泣
让·鲁什离开西非回到巴黎和谁会学家莫兰一起拍摄一部“记录电影”,在纷纷扰扰的60年代的法国,工人、非洲移民、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屠杀幸存者、学生、封面女郎等形形色色的人物在摄影机面前“扮演”自己,我们看到了工人与大机器时代的战争、看到了刚果和阿尔及尔独立运动引发的价值观之争、看到了移民的生活艰辛、在访谈后摄影机又记录了他们生活中短暂的片段,导演还将这些可能一辈子不会碰到的人聚集在一起谈话观看电影,“你幸福吗”这个社会学的终极问题也似乎有了些清晰的答案,有的人回避,有的人则有清晰的判断,有的人求助书籍,有的人不置可否,但在真实之外,有那么几分钟我们还是看到了主观的情感,那个大屠杀幸存者走在巴黎的街头,阳光明媚,但她身上的阴影却覆盖了她渺小的身体,摄影机开始移动,她变得越来越孤独了
B+. 看似是对于幸福本质的讨论,实际上倒更像探索影像能力边界的操练,把创作思路和过程全部摊开,在结尾强烈的自反中达到趣味的顶点:所谓的cinema vérité,或许正在于承认影像与真实间的距离。通过不断强调媒介的在场,电影时刻提醒观众,这只是逼近真实的一次尝试,而绝对的“真实”是永不可达的——正如镜头前那些自得的、孤独的、压抑的、无力的人们,幸福和不幸有千百种,而我们口中的“真实”,永远是各自选择相信的那个。
关于一部“cinema verite”拍摄的纪录片——二重奏:莫兰喋喋不休地自我分析,鲁什提问、大笑、聆听或长时间沉默;最后的点题道出矛盾:面对摄影机的表演欲与所谓的真实情感、表演或过分真实;所谓的即时性只会产生偷窥、而表演才引出“真实”?“真实”“电影”,一个不可能的产物。
I know it's great, I know it's sleep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