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

电影不好，但“审判”引发的现象和阿伦特的观念很可以再思考。

艾希曼为自己的辩护词归根到底无非是：我是一杆无辜的枪，不应为持枪者的罪行负责。这也很好辩驳，因为人到底不应该是一杆枪，即便由于极端环境的压迫而丧失了坚持良心判断的可能。但人仍然不是枪。所以阿伦特的恶魔，再也不是那个头戴犄角在钢琴边诱惑浮士德，伴随着火焰和鲜血出场的上帝可尊敬的对手了。恶魔变成了个长着一张平庸面孔，半秃，苍白，面对众人直出冷汗，坐在起居室里和沙发融为一体，走入丛林鸟兽不惊的那类人物。

审判其实给了艾希曼一个拉回人性高度的机会，他的最后结局（绞刑）其实远远高于他为自己所设下的情境判断。影片中着重表现的仍是阿伦特对艾西曼的解读，也就是所谓“平庸的恶”。但真正的他是否被异化得如此极端，很难看出来。

影片里的阿伦特角色存在感很单薄，要么抽烟，要么沉思，要么抽着烟沉思。我总觉得最后一段激情澎湃的课堂演讲很俗套，代表邪恶方的校董们和眼神纯真的学生齐聚一堂，被英雄阿伦特的激情和公正抽离，严谨细致的学术态度所打动。坏人最后灰溜溜离去，好人在纯真的孩子们心中播下种子。这太好莱坞了，又不是死亡诗社或闻香识女人。如果说阿伦特的朋友，同事和纽约客的读者们都在“误读”她，那凭什么一场课堂演讲就会避免学生们“误读”她呢？这个价值判断在影片里显得很是简单粗暴。倒是演讲结束后她的朋友汉斯对她的一番话很真实，她难道真的不仅仅就是一个高傲的西方哲学家吗？

影片也花了很多篇幅来交待她在立场上的困境和摇摆，可一直到结束我都没找到她对自己立场坚守的认同感。处处都是矛盾和含混不清，如果她坚持用抽离和形而上的观点来对待艾西曼的审判，那早先她对海德格尔认同纳粹时“恶心”的表态岂不是很矛盾？只许你判断别人，不许别人判断你，这未免也太霸道了些。再比如，当海因里希不满地向她道出最后审判的结果的时候，她却极为淡定地说出他罪有应得。到底是导演意图不清，还是刻意为之的灰色氛围，不得而知。

查资料的时候，看到这么一条很有趣，在康德看来，愚蠢是由邪恶的心灵引起的。阿伦特却认为，平庸和愚蠢比邪恶更普遍。这比康德有道理多了。柔顺，平庸，服从，放弃思考，放弃自我心灵的对话，各方面都平板得惊人的人，往往催生最大的恶。所以记得但丁在下炼狱第一层时，便为数不清的庸人准备了大锅般的地狱，不是最坏者下地狱，而是最平庸者垫锅底。想一想罢，再看看现实，多有趣。

《漢娜．鄂蘭：真理無懼》：平庸之惡還是惡之平庸？


(原載於《時代論壇》一三七○期.二○一三年十二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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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歷史上會出現納粹大屠殺和文化大革命等滅絕人性的災禍？即使幾個極度聰明、心裡滿懷惡念的人聯手，也無法造成規模那麼巨大的人道罪行。參與那些惡行的，包括了無數平民百姓。猶太裔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經歷過二次大戰，從納粹德國的魔掌下逃亡到美國，畢生致力研究有關邪惡和極權的問題。《漢娜．鄂蘭：真理無懼》這齣傳奇片，以鄂蘭在一九六一年在以色列見證「耶路撒冷大審」前後的事跡為主幹。鄂蘭本是暴政的受害者，但她嘗試抽離而冷靜地思考邪惡根源和歷史責任的問題，結果惹來激烈的批評。

曾參與大屠殺的納粹軍官艾希曼（Adolf Eichmann）一九六○年被以色列擄走，並舉行公審。在大學任教的鄂蘭向知識份子雜誌《紐約客》自薦，願意親臨大審現場，撰寫一份歷史紀錄。艾希曼在審訊時的表現令鄂蘭感到詫異：他完全不像一個兇殘暴戾的惡魔，只是一個平凡人。甚至可以說，他不是沒有道德感的，因為他堅持自己「盡忠職守」是應份的。他推說，他不是親手殺人的兇手，他只是執行命令。艾希曼的「純真」表現使鄂蘭不得不反思「邪惡是甚麼」的問題。邪惡是有本質的嗎？抑或邪惡只是良善之缺乏？二○○八年上映的電影《讀愛》（The Reader）的女主角Hanna在二戰時也曾為納粹服務，而她只是一個文盲，幹甚麼都只是執行任務而已。結果真實的艾希曼和Hanna都被視為戰犯而判刑。

鄂蘭除了把別人眼中的惡魔描述為一個平凡人之外，也把那些曾與納粹合作的猶太社群領袖牽進來，指他們也須對大屠殺負責。她這樣的論點旋即惹來學界內外、猶太同胞與其他族裔的人、報章讀者與鄰居等各方的攻擊和恐嚇，說她背棄自己的同胞、違反人性、冷酷和高傲。連大學也想中止她的教席，她卻堅拒妥協，並在大學講堂裡辯解時提出「Banality of Evil」的名言。「Banality of Evil」多被譯作「平庸之惡」，偶爾引來誤解，認為這是從高高在上的精英姿態，詆譭平凡的普羅大眾，意味著他們本身蘊藏著一種邪惡的特質。其實「Banality of Evil」的意思應是「邪惡的平庸面向」。鄂蘭澄清，她不是說像艾希曼所做的事並非不邪惡，而他受刑也是罪有應得；她想指出的是邪惡不一定體現為滿懷惡念的魔君形式，猶如《讀愛》中目不識丁的女主角也是希特拉的化身。邪惡會以「平庸」的方式體現於世，其特徵就是停止和拒絕獨立思考，只管跟隨比個人更大的國家機器和集體意識。在巨大的邪惡之網羅籠罩之下，即使「盡責」本可稱為美德，一旦人們停止思考，彷彿把腦袋皆變為「外置硬碟」，結果仍是災難性的。「盡忠職守有甚麼問題」的反詰，令人想起無數香港人的金科玉律：「都係搵食啫！」香港人並非不會思考，只是把精力都放在「搵食」之上，公餘時間不想用腦，所以反智電視劇比國家地理頻道更吸引。他們也不是不關心社會，只是那些高官和輿論領袖的「語言偽術」功力太高，真假難辨，只能順大勢而行。

《漢娜．鄂蘭：真理無懼》穿插著鄂蘭與德國哲學家馬丁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舊日交往的回憶片段：當日已婚的大學教授海德格與學生鄂蘭發展一段不倫關係。一九三三年，海德格加入納粹黨並成為弗萊堡大學的校長，助紂為虐。戰後二人重逢，海德格已是聲名狼藉，卻跟鄂蘭解釋說當時世局艱難，作為不諳政治的學者，他只是一時糊塗，很多人的攻擊也是無理中傷云云。鄂蘭似乎被打動了。電影對於鄂蘭和海德格的關係只是蜻蜓點水，主要是跟鄂蘭和現任丈夫的恩愛甜蜜作比較，卻沒有深入地勾劃鄂蘭、海德格和艾希曼之間的微妙關係。儘管說艾希曼只是機器裡的一顆螺絲，但海德格怎能算是不會思考的平庸之輩？電影也沒有提及戰後鄂蘭如何跟海德格回復曖昧的師友關係，幫助名聲掃地的他回復學術界的地位，而他也始終沒有真正悔改。若編劇在鄂蘭和海德格的關係上著墨更深，或許會令電影沒那麼沉悶平板。其實魔掌也是孤掌難鳴的，邪惡那平凡庸俗的一面，及其狡黠兇惡的一面實是渾成一體。

        美国政治学者汉娜•阿伦特是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一部关于哲学家的电影怎么拍呢？要知道哲学家大部分时候就是坐着思考，本片导演玛格雷特·冯·特洛塔，也是德国新电影运动的资深导演，还真的把它拍成了一部关于思考的传记电影。
        1924年，18岁的汉娜•阿伦特成为35岁的年轻编外讲师海德格尔的学生和情人，这段地下情维持了四年，直到1928年海德格尔决定让阿伦特离去。一般学者大师的婚外恋情、政治经历，传记电影中都是一笔带过，点到为止。可她的初恋海德格尔偏是后来比她还名满天下有哲学王之称的存在主义大家，参与的那一下政治，又偏偏搅进后来万劫不复的纳粹暴政。注定她与海德格尔这段纠葛无法忽略。个人感情的痛苦成为她扩大自己存在疆界的一个源泉，在1930年之前，阿伦特的思想活动局限于哲学领域，甚至还瞧不上政治，然而她目睹了这个她深爱的才华横溢的教授卷入国家社会主义兴起的狂潮中附逆纳粹，并且天真地为这场运动提供一种存在主义的哲学解释。 再往后，阿伦特看到他回避世界，重新退缩到沉思的孤独中，对他认为混乱而败坏的公共领域投以蔑视。一个哲学家沉浸于个体性的自足，而缺乏返回公共领域的能力，阿伦特痛心海德格尔的选择，开始强调知识分子的行动性。
        影片在这样的背景下以1961年对纳粹军官艾希曼审判为切入点，以阿伦特报道此事件写出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份关于恶的平庸性的报告》发表引起巨大争论结束。
        1960年《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报道引起了汉娜•阿伦特和朋友们的注意：以色列间谍在阿根廷发现了纳粹时期杀害犹太人的纳粹军官艾希曼的踪迹，并于5月将其劫持到以色列，并坚持在本国审判艾希曼。臭名昭著的艾希曼官阶并不高，只是党卫队中校，但是他曾经担任过德国第三帝国保安总部第四局B-4科的科长，是犹太种族大清洗的前线指挥官，负责一车皮一车皮地组织运送整个欧洲的犹太人，在他的监督下，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屠杀生产线到二战结束，共有五百八十万犹太人因“最后方案”而丧生。
        于是阿伦特向《纽约客》总编提出，她愿意作为记者，去耶路撒冷报道审判的有关情况。此时的她已完成《极权主义起源》《人的条件》等大作，在学界德高望重，有这样的名人担任特派记者，总编自然乐不可支欣然接受。她在变更1961年日程推迟接受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信上写道，“您一定理解我，为什么去耶路撒冷，因为我曾错过了报道纽伦堡的审判，这次，我不能再次失去目睹对战争罪犯审判的机会了。”她原是德籍犹太人，纳粹兴起逃离德国，流亡巴黎，在法国集中营所幸戏剧性地出逃前往美国，后入美籍。作为犹太人所遭受的苦难也指引着阿伦特的思考，这些外部事件为什么会发生？她把此行视为一次历史使命。
        《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份关于恶的平庸性的报告》由《纽约客》5次连载。这份报告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对罪犯艾希曼本人的分析。她根据艾希曼在法庭上表现及对有关卷宗的阅读，发现艾希曼并不像想象中是一个本性邪恶的魔鬼，平时热爱家庭、热爱音乐、热爱自然，人格也不扭曲病态，精神病学家鉴定“他的精神状态比做完他的精神鉴定之后的我还要正常。”“不仅是个正常人而且还非常讨人喜欢。” 就像恐怖分子寻常得可能轻易成为我们的邻居或飞机上的邻座。由此，阿伦特提出了“平庸之恶”这一个观点，艾希曼之所以犯下如此罪行，完全是由于“思考的缺乏”以及由此而来的不做判断。这类通过执行国家命令，透过行政程序，从事集体屠杀政策的人，被称为“案牍谋杀者”，他们严谨干练的良好素质加上无思的顺从效忠，正是暴政与专政的天然基础。第二部分是对犹太组织的评价。她甚至批评当时犹太组织领导人，指责他们未能领导犹太人对当初的迫害进行有效的抵抗，反而一定程度上与纳粹形成了同谋。最后一部分是关于艾希曼审判的政治目的。
        文章一刊出，在美国乃至欧洲引起强烈反响。就阿伦特本身运思历程看，艾希曼审判事件的报道是非常重要的思想转折点，这个事件的争议带动阿伦特从思考实践活动意义走进探索思考与判断的哲学课题。
        导演玛格雷特·冯·特洛塔凭借此片获得了2013年德国电影奖最佳导演提名，她说“我只是拍我喜欢或者感兴趣的人。但如果说这部电影有什么理念的话，那就是你应保持自我反思和独立判断能力，不要追随某种观念或者时尚。汉娜说这是‘不用扶手的思考'。”

这是一部看到片名就决定必须看的电影，所以认真地写下些东西以对得起这个决定，所以以下只是自己短暂思考的拼贴，而并不是一个典型意义上的影评。

影片从艾西曼审判这个点切入是极好、极聪明的，但同时也是冒风险的，因为这件事无论对阿伦特本人还是对现代政治思想界、哲学界都是极重大的事件。加上汉娜阿伦特本人是犹太人，要想说好这个故事并不容易。

从实际效果看，影片试图着重在汉娜发表文章后的面对压力上用力，但其实仅仅表面描写了其众叛亲离的境况，个人觉得还太肤浅。而这就要牵涉到另一层，在影片前半部分，汉娜思考并写作纽约客这篇文章时，电影也没有很好的描写出她的思考过程。我指得不仅是她作为亲历集中营的犹太人在思考“平庸的恶”这样开创性观点时内心的挣扎，我更希望看到的是她在艾西曼审判的过程中，如何从观察、思考到最后得出结论来的那个推论过程。这可能需要编导有很深的政治哲学功底并对汉娜阿伦特研究极深，似乎有些过于勉为其难了。但其后果就是在这个惊世骇俗的理论那么轻易地横空出世之后，汉娜所受到的孤立与痛苦在观众看来也变得不那么严重了。

导演的难处我能理解一点，毕竟要厘清一个思想家原创性的思想形成脉络以及这个过程中的心路历程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另一方面，汉娜这个特殊人物在艾西曼审判这么戏剧性的事件中所可能产生的情感冲击与个人遭遇又是如此有诱惑力地摆在导演面前，其避难就易的选择也便可以理解了。但这样一来，跻身一流电影的可能性也成了泡影。

其实我发觉，导演应该是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因此为了在汉娜的个人情感压力与文章（观点）发表的深层剖析之间摆摆平，导演安排了汉娜在阶梯教室的演讲。必须承认，这个演讲非常清晰扼要的讲清楚了汉娜的思想精髓（我不清楚历史上是否真有此次演讲），但也因此而显得过于简单化，而失去了其思想本身应有的复杂性。更重要的是，在接近结尾时安排的这一桥段，依然让影片有着头轻脚重的感觉，这就是叙事的技术问题了。

事实上，叙事与结构在本片中一直处于很纠结的状态，比如海德格尔，这么重要的一个人，和汉娜又是有着那么著名的关系，但是如何表现，在这样一个不是以他们为主线的影片里，其实是个很尴尬的事情，就现在的结果来看，依然有些脱节和多余。而导演又在汉娜与丈夫海因里希的恩爱感情上大动笔墨，这多少也有点莫名其妙。同时，它更是冲淡了汉娜阿伦特作为20世纪最伟大思想家在这一促成其最具原创性思想产生的重大事件（作为影片主体）中所应引发的深刻的思想性和戏剧性。说难听一点，——变得有些平庸和媚俗了。

下面还有一些看豆瓣评论后的琐碎想法。

1、豆瓣上有朋友在疑惑为什么导演要安排三个关于语言的环节。我的理解，汉娜在德国人朋友间说德语，可吊诡的是他们所处的环境是美国，甚至就有美国朋友在身边，以致他们不得不注意改为英语；同时，作为一个德国人在美国大学，用德语授课而用英语写文章发表，她的内心该是时时刻刻会意识到自己身处他乡，对她来说自己无论怎样都是外来者。甚至在耶路撒冷，汉娜依然是个外人。了解一点汉娜阿伦特一生的人会知道，这种境况固然是客观造成的，但也是汉娜自己想要的一种存在状态。因为这正是她摆脱身份、情感干扰，站在人类理性层面进行思考的先决条件。影片里汉娜对以色列朋友说的话，大意是“我不爱任何民族的人，我只爱我认识的朋友”，就很值得玩味，影片安排语言问题的情节，也正是想说明汉娜站在人类立场而非犹太人立场上的惊人观点，其产生是其来有自的。

2、关于思考的勇气问题。阿伦特明确指出思考的惰性和怯懦是如此有害。“究竟是不能还是不愿去思考”是所有尚未自觉开始自我启蒙的蒙昧者都应警醒的问题。回到阿伦特当时的语境中，我觉得崔卫平老师的评论是最中肯的——“对于阿伦特来说，重要的不是“是”什么，而是去“做”什么；“是”只是一种状态，而只有去“做”才能提供一种说服力。只有去行动才能表明一个人是怎样的、他是谁。她的立场与理论成果，可以看作是对于欧洲那场灾难的全部回应，尤其是对于犹太人悲惨处境的回答。不是她不把自己放到犹太人的脉络中去，而是犹太人必须把自己放到当代政治生活中去，放到与他人一道的行动中去，以解决他们的“无世界性”来解决他们的问题，以参与这个世界的社会政治事务来表明自己是怎样的犹太人，以改变这个世界的政治格局来改变犹太人的历史命运，以及其他民族和人民的命运。”——回看当下，便可知我们正处身的是一个何其两难的神奇境地，一方面大多数人丧失了独立思考（自我启蒙）的能力；另一方面少数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却无法做到知行合一。这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可耻、可悲的地方。

3、影片最后，阿伦特站在窗台前抽着烟说，别人都没有指出的、自己唯一的错误在于，“并没有什么又平庸又激进的恶，恶只能是极端的，只有善才会是激进的。”——我的理解正因为恶是平庸的，因此它只可能是消极的，哪怕是极端的消极——思维的惰性和怯懦；而善正因为有道德优越感在那里，因此更容易积极作为，从而走向激进。

本来上午应当写论文的，结果一开电脑就变成了看电影，而且看完电影还想写点东西。好在电影拍的很好，完全值回时间。
我为什么说这个电影好呢？这并不是说它用了什么高妙的拍摄手法，或演员的演技、装扮有什么特别之处（不过还是要说，阿伦特还是学校的超级学霸时真美；而海德格尔比照片上还猥琐）。这部电影好在启人深思。若论启人深思，那么直接去读阿伦特的原文，或普及的介绍读物不是更好吗？为什么要看电影？
按昆德拉的意思讲，小说相对于哲学的意义在于，它展示人在做选择时的具体情景。更具体地说，小说、电影这些形象化的艺术形式有一个无法取代的好处，即它可以让人们在精心雕琢的情境下做虚拟的道德判断。这种艺术提供的机会无法取代，是因为日常生活并未给我们如此多的机会，而每一次新的抉择都让我们对人性认识得更深。假如没有希腊悲剧，那么我们永远也无法去设想弑父娶母的动机究竟是怎么回事，也没法思考某些内在于我们的想法究竟是不是道德的。假如没有奥威尔，我们很难只凭思辨把极端情况下的人该如何行动考虑清楚。而根据康德（以及数不尽的哲学家），做道德抉择、思考何为对何为错，是自由（或理性，或人性）的最终保障。
基于同样的简单思考，我觉得，《汉娜·阿伦特》这部电影也会使人深入思考究竟在某些情境下究竟何为对何为错，而它提供的情境恰倒好处，干净利索。电影中提供了如下几段情景：纽伦堡大审判及阿伦特发表关于“平庸的恶”的评论；汉娜和海德格尔的绯闻；在生活中汉娜与丈夫、朋友、学生的各种争论或议论。每一个都为深入思考道德抉择提供了情境基础，而每种情境都能揭示出足够重大的问题。具体来说，它们涉及如下几个问题：

【纳粹的罪责由谁来承担】
控方指责艾希曼屠杀犹太人，而艾希曼则辩驳说他只是执行上级命令，只是尽自己的职责而已。令所有人震惊的是，他竟没有感受到相应的负罪感，而（真心地）认为自己是无辜的，最多只是有一点“分裂”。法庭一再用犹太人被残忍迫害作为证据，而这并不能根本动摇艾希曼的反驳。最终艾希曼还是以通常罪名被绞死，但他难道是个毫无感情的恶魔吗，或者他真是无辜的？
阿伦特的解释是，纳粹的邪恶已经远超过去的想象，根本无法用传统法典上的罪名来衡量。艾希曼作为个人，在犯下罪行时时无意识的常人。这是一种“平庸的恶”，但在某且极端情境下却能犯下最残忍的罪行。他更大的罪行在于丧失了自我，这是反人类。不仅艾希曼，即使她的法国朋友、犹太委员会也因有这种“平庸的恶”。只有更深刻地检审“平庸的恶”，才能真正认识到纳粹究竟的罪责究竟由谁来承担，才能避免悲剧的重演。
我没有研读过阿伦特相关的原文，但这里也不需要，电影提供的情景已足够清楚，足以使人思考了。倘若承认了“平庸的恶”，那么是否意味着每个人都要经常高强度地检审自己的每一个选择，因为许多无意识的行为其实承载了最邪恶的东西？这种有点存在主义式的生活方式真的现实吗？艾希曼作为纳粹的头领，他的行为会被追究，但小人物也有与他同样的动机，也导致了同样的事情，罪孽几何？
这里当然有张力存在，但教诲已足够清楚：我们应当意识到自己是自由选择能力的人，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考虑自己应当如此选择，而非把一切都推给下达命令的上级、家长、习俗。当然这种检审具体如何进行、责任具体如何划分、是否会让人累的身心俱疲，是值得更深入讨论的。两德统一后，向翻越柏林墙的民众开枪的军警也同样被审判，他们也诉诸于艾希曼同样的辩解——服从命令而已。而这次判罪的理由比纽伦堡审判时好了许多：他们本可以在（被迫）执行命令的同时把枪口抬高一点的。
德国人反思纳粹的深度常常超过常人想象，这部电影在这一主题上达到了这个深度。

【哲学与政治的张力】
这个主题自从施派流行起来以后已经烂大街了，不过它的确值得思考。电影为我们呈现的是：不仅在民众，甚至在怀着复仇情绪的知识分子眼里，阿伦特所谓艾希曼是无知的，只是在用一种奇怪的方式为纳粹辩护。而关于“平庸的恶”的思考势必把一部分责任到作为受害者的犹太人自己头上去，这简直是骇人听闻。于是来自愤怒的民众的电话或信件接踵而至，而来自朋友决裂、劝诫、失望、不理解也影响到了汉娜的生活。
其实汉娜与朋友的争论从一开始就充斥了整部电影，他们从一开始就不能理解为什么阿伦特要以那种奇怪的态度为艾希曼辩护，只是争论在私下以种种方式被平息了。只有丈夫理解她，他也觉得审判并不正义，但却担心妻子会不会因思考回到过去的“黑暗岁月”。而阿伦特的文章在《纽约客》上发表并引起众怒后，她的第一反应是别人没有仔细读它，但这被丈夫说成天真。众人没能阅读并理解她的观点，这究竟是因为众人的愚蠢，还是因为众人根本不会真正阅读与自己意见严重相左的观点？有人说（历史主义的），使自己被排斥的最佳方式，便是不断挑战自己所在共同体的基本信念，即使它们是独断的。
影片中，更深一点的问题是：既然众人无法理解哲学，那么哲人是否应该把自己激进的观点发表出去？如果以施派的方式回应，她当然不应如此幼稚，至少该采取一种更谨慎的方式进行表达。但片中阿伦特却说激进并不就是错的，应当有勇气去发言（片中反复提到勇气）。还有一个内在问题：是否有一些观点明明是真的，但基于现实永远也不该说出来？比如最后阿伦特在大教室进行了一场精彩的演讲，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和立场，说服了所有的学生，但却没能说服自己的犹太老友，反而使他下定决心与汉娜决裂。学生被说服，是不是因为他们身在美国没能经历当年的恐怖，而犹太朋友没能被说服，是因为他经历了一切，如果再说三道四那么就是亵渎？显然，哲学的危险处境在于它对一切都想说三道四。
有意思的细节是：阿伦特觉得自己要卷铺盖走人了，但丈夫安慰她说在美国并不用担心被驱逐。但政治与哲学，或怀着情绪的大众与试图说出道理的哲人之间的矛盾并没有被消解。哲人该如何做？作为大众我们该如何看待似乎完全无法理解的思想，这都是值得深思的。

【该如何评价海德格尔】
我不是太懂海德格尔，因此不敢贸然写太多，这比评价纳粹还要复杂。无论如何，这是所有哲学学生最感兴趣的八卦，至少一睹了“女神”当年的风采。
片中每次出现与海德格尔相关的段落，都由两张旧照片引起。这些段落包括：（阿伦特还是学生时）在图书馆听到男同学对她说海德格尔向纳粹效忠、海德格尔上课给学生讲如何“denken”（思考）、阿伦特去海德格尔办公室、阿伦特和海德格尔做爱做的事；以及（战后）阿伦特与海德格尔再次相遇。实话说，这些段落并不试图使人明白为什么教会了阿伦特“如何思考”海德格尔要当纳粹、或海德格尔为什么不道歉、或阿伦特对海德格尔的态度究竟是什么。它们主要意义是引起困惑，让电影的主题更深更广。
不仅我们不理解，片中阿伦特的朋友、丈夫、甚至她自己也没能解释这个问题。每次朋友问她关于海德格尔的问题，她都会回答说最爱是自己的丈夫——这种甚至有些做作的爱，是否是为了抚平心中的困惑？先知式的哲人是否会在政治上犯如此幼稚的错误？还有，哲学家跪在女学生膝下时，他还是那个哲学家吗？我只能说不知道。

总之，这是我今年看过的有关哲学的最好的一部电影，至少比那部《维特根斯坦》强多了，尽管后者视觉效果出彩，但除了让人看出维特根斯坦是个怪异的天才外，并未带来更多原文以外的思考。

汉娜的朋友汉斯在演讲后批评她以精英的视角傲慢、自以为是地批评犹太人。她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是使很多人感到不快的原因。汉斯这一批评是我认为对于汉娜的一个最大挑战，尽管她自己到结尾也没有意识到。

“人们不思考”。这个指控太精英主义、自以为是了。

放到现在，发表这种言论的人估计被归类为该挨骂的公知。

我虽然也欣赏精英对自身的高要求，但对于划定精英与平民界限这一做法抱怀疑态度。

书如其人。她《human condition》的argument透露着相同的精英主义气质。

讽刺的是，不思考的平民的反面---哲学家海德格尔---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纳粹的阴谋。思考或不思考，受害与施害，两者都是无能为力的。

对此，阿伦特会如何回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