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生花

沉重与轻盈的生命之弦 ——略述《薇诺妮卡的双重生命》 文/顾一心 你们坐着小木船 因渴求聆听我的歌声 尾随我在歌唱中驶向彼岸的木筏 请回到你们自己熟悉的故土 不要随我冒险驶向茫茫大海，因万一失去我而迷失 我要横渡的大洋从没有人走过 但我有密列瓦女神吹送，阿波罗引航 九位缪斯女神指示大熊星 ——《神曲•迈向天堂之歌》 这是薇诺妮卡的歌声，也是电影诗人基耶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的深沉吁请。 在《薇诺妮卡的双重生命》（La Double Vie de Veronique,下文或简称《薇诺妮卡》）中，生命被赋予一种与生俱来的悲哀，从降生起便缺失了自己的另一半，只得在茫茫人海中奋身孤往，独自寻求灵魂意欲的高翔。最终，Weronika 在不可预测的机运里夭折陨落，而Veronique 则带着某种温柔的福祉留在人间。于是那扇原本关上的门被悄然开启——在门两端，我看到基耶斯洛夫斯基用他的电影诗学构筑起生命的此岸与彼岸。 《薇诺妮卡》所负载的命题无疑是关于生命的，它讲述了个体在世的孤独感，意欲的高翔，肉身的坠落，甚至试图探询生命的乡愁和本质。如果说一个生命意味着一个世界，那么，薇诺妮卡似乎在提供一种启示：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同时又是另一个世界的映像，在这两个世界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将它们糅为一体。影片的叙事充满神秘的沉思，并被某种内在的音乐性所主宰，每一个音符都不是孤独的，而是在无限的虚空中彼此牵动，正如同一条弦上所奏出的不同乐音一样——那是一条属于薇诺妮卡的、沉重与轻盈的生命之弦。 I 双重生命的诗意联系 我们无法用理性去衡量这部影片的意蕴。正如两位薇诺妮卡的先天重合与神秘感应一样，它拥有眼前的经验世界所无法容纳的诗意性。 首先是两具个体生命在身体层面上的完全重合——她们在同时降生，拥有同样的姓名、声音与容貌，同样卓越的音乐才华，也都有着足以扼杀她们音乐生涯的脆弱的心脏。由始至终，两位薇诺妮卡都被赋以一种生命的热忱，这种热忱表现为对父亲、情人和音乐的爱，以及对一切自然与偶发事件的诗意的敏锐。在影片的两段开场戏中，两个童年的薇诺妮卡先后听见母亲的声音，她们受到某种认知自然的指引，尝试理解星空和树叶，这形成了对整部影片的铺垫——两位薇诺妮卡带着相同的诗意本质同时降临于世界，并且从生命之初就存在着某种默契的平行关系。 基耶斯洛夫斯基有意用若干细节来加深这种身体宿命上的重合感——譬如用戒指刮过眼眶的动作。这一动作分别出现在Weronika参加演唱会之前，以及Veronique与童话作家约会的时分，同人物内心的某种微妙和紧张情绪相呼应。另一个关键细节是指上的伤痕，影片伊始，Weronika与情人在床上温存，对话中提及她身上的一处“小时候被夹伤的伤痕”，某个一闪而过的镜头显示了伤痕的位置（左手的无名指）。而在影片结尾，镜头停留在Veronique的手部特写上，左手无名指上一道暗红色的夹伤的痕迹宛然在目。 从表面上看，这是由细腻精准的镜头语言所构建的平行世界。而两位薇诺妮卡的差异，则在于命运展现于两人身上的次序和结果。脆弱的心脏，是命运施加于薇诺妮卡轻盈生命之上的沉重枷锁，波兰的薇诺妮卡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法国的薇诺妮卡那里，死亡则通过某种暗示得以避免。 她们共处于一条完整的生命之弦里，任何一端的振动都会引起另一端的微妙感应，而她们相异的命运，则恰似同一根弦在不同位置所奏出的不同乐音。于是我滑入了一个美妙的隐喻——在这里，她们分别意味着同一根弦沉重与轻盈的两端。 在整部《薇诺妮卡》中，每一次生命之弦的振动，均表现为某种特殊的隐喻： （1）魔术球：当Weronika沉思着注视手中的魔术球时，两重世界的隐喻诞生了。在魔术球中映现着现实世界的倒影和复制品，它制造了一种暗示：在某种神秘思绪的彼岸存在着另一个世界或是自我。 （2）心电图：Weronika因心脏病突发死于舞台后，Veronique看着自己的心电图，将手中的绳子猛然绷直，形成一条意味着死亡的心电图的直线。这一画面同时构成了一条紧张而趋于崩裂的生命之弦，它令我们想到Weronika在训练时用手拉紧的绳子。而在此之前，我们知道Veronique放弃了自己的声乐生涯。在这里，死去的Weronika似乎在为生者提供讯息，以避免她重蹈死者的覆辙。 （3）克拉科夫广场：这一场景对于整部《薇诺妮卡》具有诗学上的决定性意义。它既是两条平行线不可思议的交点，更可被理解为同一根生命之弦的特殊振荡。透过一系列的长镜头、特写和旋转的交错，我们发觉其中一个（Weronika）看见了另一个（Veronique），而后者却丝毫未觉，正如弦的一端发出了沉重的低音，而那纤细轻盈的一端却无所回应。 在两个薇诺妮卡的身上，同时存在着寻找并发现另一个自我、追求完整生命的意欲，然而，这一意欲在肉身的维度上终无实现的可能，沉重与轻盈，在这一刻忽然显得永远离分。我随即看到某种不可逾越的限度，它被具体表现为她们在眼前这一时刻“仿佛无限远的距离”——这种距离不仅是一种美学上的设置，而更源于她们在克拉科夫广场上所处的不同地位，抑或换而言之：两种文化背景之间的鸿沟。 II 音乐——灵魂意欲的坠落与攀升 影片最初拟定的名称是《唱诗班女孩》，纯净得几乎让人看不透影片的叙事核心。然而，这一最初的命名方案恰恰准确宣示了贯穿本片始终的意念符号——音乐。显然，对音乐的介入构成了意欲与肉身之间的基本冲突：两位薇诺妮卡都是天才的演唱者，同时都患有心脏疾病，在这里，脆弱的心脏成为了一种肉身的重负，它遏止了灵魂在音乐中的向上攀升。 与基耶斯洛夫斯基长期合作的波兰电影音乐家普莱斯纳（Zbigniew Presiner）为本片谱写了忧郁而极富神秘意味的配乐，其中最为重要的正是Weronika死前演唱的那段但丁之歌（毫不意外地，它也出现在Veronique的生活之中）。这段绝美的音乐在影片中被假托为某位名为Van Den Budenmayer的18世纪荷兰作曲家 的作品，并配以《神曲•天堂篇》中古意大利语的歌词，从最初杳不可闻的低吟，渐渐转为中途的纯净优美，最终在高亢的音符里抵达情绪的巅峰。 作为一种试图超然于肉身的行为，“歌唱”所象征的生命姿态是无须赘言的。同时，基耶斯洛夫斯基用具体的镜头语言演示了对于这种姿态的重复：影片甫始，当那段纯如天籁的女声吟唱到达尾声时，镜头切换到Weronika的面部特写，她沉浸于音乐，仰面承受着雨水的洗礼；第二个相似的镜头出现在她赢得乐团的面试之后，她的快乐难以自制，将手中的魔术球弹向板壁，随后仰面承受落下的明亮的灰尘。在这两个镜头中，人物均呈现出某种灵魂的轻盈与生命的热忱，并主动承受着自上而下施加于自身的东西。 在Weronika的身上，本身存在着一条紧张而趋于崩裂的生命之弦，它联系起轻盈与沉重的两端，左右着Weronika生命的航线（换言之，沉重与轻盈的对立同样适用于单一的个体）。生命因意欲的高翔而自由酣畅，在音乐中达成了更完整的自我，然而，肉身的沉重却始终牵制着Weronika，直到她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在基耶斯洛夫斯基的视角下，人物自身（Weronika）愿望的简洁和单纯性，同我们通过细节隐喻中而洞悉了这一宿命的悲悯，彼此混糅而为难以名状的深沉感受： （1）广场的意外：Weronika带着曲稿经过广场，与骚乱的人群蓦然相遇。一个男子飞奔而来撞上了她，怀中的曲稿顿时四处翻飞。这幕戏也恰恰是在影片最初以模糊形式出现过的一段前闪镜头，从而被赋予一种强烈的宿命感。在这里，音乐所带来的个体生命的欣喜，与人物所处的不安的现实环境——1990年的波兰形成了极鲜明的对照，散落遍地的曲稿，也预示着Weronika选择音乐生涯所可能遇到的危险。 （2）绷紧的绳子：这是在音乐家家中练习的一幕戏。当Weronika逐渐唱到最高音时，镜头对准了她的手部，手指缠绕着拴在文件夹上的绳子，并随着声调的升高而越绷越紧，呈现出趋近崩裂的紧张状态。这一充满张力的镜头显示出主人公身体上的某种不堪重负。 （3）疾病的突发：练习结束后，Weronika在路上猝然病发，我们看到她倒在枯黄的落叶中间。这幕戏通过一系列痛苦的表情、喘息和动作直接传递出某种危险的讯号：假如继续从事演唱，脆弱的心脏将随时威胁到她的生命。在这里，影片插入了一段黑色幽默——喘息中的Weronika遇到一个中年男子，但男子并未施以援手，而是对着她做了一个色情动作（展示作为道具的阳具）。对于这一镜头的意蕴解释不一，但确凿无疑的是，它加深了主人公的自我意识，正是这种自我意识使她无法放弃音乐的世界。 表现Weronika死亡瞬间的那场戏拍摄得亦极为成功：随着音乐逐渐抵达高潮，人物显示出勉力克制的痛苦，而当音乐被推向最高点时，紧张的生命之弦仿佛蓦然崩裂，肉身的沉重与灵魂的轻盈在此刻分离。镜头模拟肉身的视角剧烈晃动并坠落，与地面发出低沉的撞击，随后的一个镜头转而模拟灵魂的视角从音乐厅上空飞过，借以象征她的死去。 关于Weronika之死——这一发生在影片约前三分之一部分的事件，实质上将整部影片分为了上下两部，借此，基耶斯洛夫斯基昭示着两种阐释命运的意图或可能。显然，Weronika死于某种肉身的局限，但亦更不妨说，她是因追求灵魂意欲的攀升而死。这一自有限中寻求无限的不可能，昭示了生命中最基本的两重性——即灵与肉的不可调和，最终导致生命的沉重与轻盈相分离。然而，在她的受难中又诞生了某种新生之力，一种具有魔力的福祉：它在冥冥中为另一个自我传递了警告，令生命得以延续。 III 两性世界的隔阂 《薇诺妮卡》与某些女性特质显得密不可分——柔弱、神秘与感性。 极度感性化的女性形象，是基氏成熟期作品中的重要表征之一。《薇诺妮卡》是一部将个体生命的意欲、局限与沉思推向极致的电影，假如需要从视角和对象上加以限制的话，那么不妨强调，影片被表现为父性视角对于脆弱的异性生命的关注。的确，我们似乎很难想象《薇诺妮卡》的剧本被安排在两个男子身上。愿望的单纯性，跳跃而神秘的沉思，这一切似乎唯有在女性身上方表现出自然的情绪力量。 女性是《薇诺妮卡》不可替代的主体，但两位薇诺妮卡却有着各自的情人，而作者的意图，则很可能是在“两生之花”的对立面述说两性世界的微妙隔阂。在影片中，男女两性之间的爱情，更像是女性生命中孤独的神秘感应的参照物，男子似乎无法真正触及薇诺妮卡的内心世界。譬如，当Weronika在公交车上沉溺于耳机中的音乐时，她丝毫未察觉她的男友在车后追赶她；Veronique在与情人做爱时猛地黯然神伤，因为她感觉到了另一个自己的死去。这些情节传达着类似的隐喻——即她们与男性之间存在着距离，男性无法进入她们神秘的生命体验的内部。 童话作家作为唯一重要的男性角色出现于影片后半部分，并介入于Veronique的生活。这一人物在设定上显示出某种神秘色彩，他似乎了解（两位？）薇诺妮卡的一切，甚至隐约扮演着后者的控制者和叙述者。这一属性在他作为木偶师的表演中展示得异常清晰。 我们不妨深究他介入Veronique生活的方式，凝视那些具有非同寻常伦理意味的环节—— （1）约会的动机：作家不断寄给Veronique神秘的包裹以提供约会的线索，而他与Veronique约会的动机之一，却是测试“一个女子是否会在这种情况下接受陌生男子的呼唤”，从而为他的创作寻找素材。尽管作家同样表现出某种愿望上的单纯（我们可以认为他并不虚伪），但Veronique的反应仍然暗示了基耶斯洛夫斯基的批判态度。 （2）局外的身份：作家帮助Veronique发现了照片上的另一个自我。她陷入深深的悲伤，几乎晕厥在床上，此时，作家抚慰着她并与她做爱。影片将这一过程用数分钟的镜头记录下来，我们看到Veronique的悲伤表情，与深埋着头的作家形成对照。在这里仿佛存在着一种道德隐喻，即他作为外部的闯入者偷窃了她的身体，但对她陷入悲伤的真正原因却并无理解。 （3）玩偶与童话：在影片结尾，他为Veronique制作了两个形象相同的玩偶。（按情节推测，他已知道了另一个薇诺妮卡的存在，故而这两个玩偶无疑是代指两个薇诺妮卡的。）在接下来的镜头中，他在身后与Veronique一同把玩着人偶，后者端详着手中的一个，镜头缓缓移到桌面，上面安静地躺着另一个——死者的隐喻。接着，他开始讲述他着手创作的一部新童话，这一童话是以两位薇诺妮卡的故事为蓝本的，此时镜头对准Veronique的面部特写，她渐渐泪水盈眶，随即转身而去。最后，我们确知她离开了作家。 让我们回到关于那条生命之弦的比喻：薇诺妮卡是孤单的，因为另一个薇诺妮卡已经死去，她的生命之弦缺失了一端，而这种缺失无法被一个男性所弥补。“他”终究并不是“她”。 在童话作家的身上，我们察觉到一种截然不同于薇诺妮卡的伦理特质——薇诺妮卡在个体生命和偶然机遇的哀歌中颤栗，而童话作家则永远扮演着控制者、叙述者和局外人。另一种视角允许我们这样认为：作家在平日里扮演了某种超验的命运力量的代理人，而当他创作故事时，他几乎是基耶斯洛夫斯基自己。如安内特•因斯多夫在关于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传记中所说，这个凡人化的他最终被Veronique所抛弃，因为他并不真正与她同在一个世界。这种伦理上的歉然，是否也是任何一个叙事者对那个他既爱着又加以利用的世界所心存的愧疚呢？ IV 世俗世界的彼岸之思——影片可能存在的政治文化意指 “两岁时，她们中的一个将手伸向火炉而被烫伤，几天之后，另一个也把手伸向火炉，却及时缩回了手，并不知道自己会受到伤害。” ——这是童话作家以两位薇诺妮卡为蓝本所叙述的故事的片段。在这两个“把手伸向火炉”的女孩中，第一个仿佛替另一个承受了不可预知的命运的苦难。这一情节显然呼应着Weronika之死的情节。如果说Weronika扮演着先行的受难者，那么，Veronique则是蒙受某种眷顾的幸存者，或者说，在她的身上体现着另一个自己生命的延续。这里或许应当思考的是，两位薇诺妮卡在命运上的差异，与她们的身份设置之间是否有所关联？ 我知道自己正进入论述中最困难的部分。需要指出，《薇诺妮卡》从叙事体裁来说无疑是一部远离政治并偏向个人的作品，但结合影片对人物命运的特殊设置，则似乎确可看出某些深层的政治文化意指。首先，Weronika与Veronique，不妨被看作是同一人物的东欧版本与西欧版本。影片开始的时间被设置于1968年 ——欧洲政治的动荡岁月；而影片的主要情节则发生于1990年前后——东欧意识形态的解禁时期。这一时代背景在片中不乏暗示，如影片伊始被拆除卸运的共产者的雕像，以及克拉科夫广场的动乱的人群。让我们回到克拉科夫广场的那幕决定性的场景——通过对时间、场景、人物等因素的分析，不难归纳出两人在这幕戏中一系列相对应的身份特征： Weronika（波兰）： 处在危险之中；政治动荡的承受者；另一个自己的发现者；动情的凝视者。 Veronique（法国）： 处在保护之中；举着相机的观看者；对另一个自己后知后觉；被凝视者。 正是这些因素参与构成了前文所提到的某种“仿佛无限远的距离”。在这幕戏中，Weronika为另一个自己的形象而惊异，并带着一种因长久以来的神秘感应被证实而唤起的激动的情感（这可以解释那个微笑的面部特写）注视着她；影片通过一系列镜头引导着观众的视角，触发对Weronika的凝视，因为她的确处在更易令人动情的处境——看见了另一个自己，但却无法得到回应；同时，她也孤身处在某种更危险的政治环境之中。而在波兰的动乱面前，来自法国（西欧）的Veronique是被隔绝的观看者。换言之，尽管两位薇诺妮卡的相遇充满了基耶斯洛夫斯基式的神性，但她们之间的距离，却隐约受制于一种深层的政治文化因素。 那么，“薇诺妮卡的双重生命”这一叙事结构上的设置，是否可以理解为基耶斯洛夫斯基从一个世界投向另一个世界的深沉一瞥呢？在整部影片中，波兰的薇诺妮卡扮演了死者，法国的薇诺妮卡则获得了生命的延续。当Veronique最终发现另一个自我之后，她领会到前所未有的深沉感受，影片从这里开始逐渐迈向了尾声。在死者的受难中，孕育了令生者更好地生活下去的理由，这同样可被理解为一种对基氏所身处的世界的隐喻——那是一个被政治因素所强行分裂的世界，这使得基氏所畅想的那种温柔而诗意的情感联系，终究无法越过两个不同世界的鸿沟。 最后需要考虑，这一偏向于政治哲学思考的解读是否具有对诗意的破坏性？事实上，基氏电影在1990年前后所呈现的拍摄环境和叙事向度的转折，本身已蕴藏着这一解读方式的合理缘由。毋庸置疑，作为电影诗人的基耶斯洛夫斯基是属于两个国度的，一是负载着此岸之忧患的祖国波兰，一是寄托着某种彼岸之思的法兰西。他毕生的电影实践也相应地呈现为两个时期：从《十诫》系列影片中对宗教性道德伦理的沉思，到取意法兰西国旗之三色而创作的《蓝白红》三部曲中对自由、平等、博爱三项现代原则的批判性求索。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转折的契机恰恰是1990年前后波兰意识文化形态的转移。正是在这一年，充分有别于其前后的《十诫》和《三色》所采用的多重主题次第展开的系列片结构，基耶斯洛夫斯基写下了两行毕生绝美的电影情诗——《薇诺妮卡的双重生命》。 篇末语 今天已没有人像基耶斯洛夫斯基那样拍摄电影了。这意味着不再有一位电影艺术家能肩负起诗人与哲人的使命，也不再有人在一个镜头里令我同时感到悲哀与美好、含混和清晰。在所有真正的大师中间，基氏始终是最于我心有戚戚焉的一位，他的作品神秘而富于沉思，并被无限的内在的音乐性所主宰——观者看到的仿佛并不是一个人的生活，而是某种生命的韵律，没有人能够比基耶斯洛夫斯基更具有这一气质。 我们时常将基氏称为“借助影像的叙事思想家”，他眼中的世界充满灾异、变故和偶然，但却有着共同的价值终点——对于生命自身的乡愁。而这一切都以音乐般的神秘，分布在《薇诺妮卡》奇特而诗意的叙事之中。基耶斯洛夫斯基为电影提供了独特的诗学领域，有时我能捕捉到他一刹那的灵感和沉思，那是我最为快慰的时刻。至此，我已约略完成了自己在影片中对这位电影诗人的窥视，最终，他是否发出了任何呼声、吁请和判决？作为这位电影诗人的缪斯，伊莲•谢歌（Irene Jacob，薇诺妮卡的扮演者）本人如是说： 相比在现场解释某场戏的意义，他宁可始终为新发现保持可能——什么都没定死，始终欢迎新的理解。和好的文学作品一样，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是开放的，可以在多个层面上进行读解——不过这得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我们能够运用自己内心的那个“魔术球”，在反复读解所折射出的光芒中来接受他的作品。数年之后，我仍然乐于向自己发问：“她为什么要摸大树？”我始终让这答案空着。 而对于我来说，这一瞬间是基耶斯洛夫斯基作为诗人之爱的见证：当影片结束的一刻，伊莲•谢歌的手触摸着故乡之树，指上宛然露出一道红色的伤痕，我转瞬想到那些华美而轻盈的枯叶，如同烫金色的落日余晖，曾经堆积在另一个薇诺妮卡的胸口。 原稿：2010年11月23日 2013年10月增补删改 （豆瓣版删略脚注及参考文献） 另附/2019年追記，《薇諾妮卡的凝視》 //movie.douban.com/review/10205637/

作为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代表作，《两生花》诞生时间刚好夹在了两个系列即《十诫》和“三色”（《蓝白红之蓝》 《蓝白红之白》 《蓝白红之红》）的衔接点上，有趣的是作为与导演合作多部影片的编剧皮耶谢维奇自己也没料到《两生花》可以在中国获得如此强烈的欢迎。

《两生花》的内核是极具张力性的，它似乎时刻接受任何观点和理论的阐释，并且不排斥任何被再度创作的可能。同时影片关于两个女孩的相互凝望、歌唱又高度贴合了观众与银幕上镜像的影像之间凝望与被凝望之间的对视关系。或许我们可以借此来对这部电影进行一点猜谜式的想象，一个后现代的神秘故事，一对像两滴水一般相像的少女生活在两个不同的城市间的想象。

影片的开场，波兰的维罗妮卡（简称“波维”）在放声歌唱，摄影机给予了一个波维的近景镜头，于是我们从这个镜头里现在地得知这是一个关于少女与歌唱的故事。接下来的一段，在暴雨中奔跑的波维与载有领导人铜像的卡车擦身而过，卡车与铜像同时表明了波维的地理和时间双重坐标，即一个cold war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度，而在之后的一场广场示威段落中，也将电影的时间锁定在了一个更为确定的阶段，一个东欧剧变的时代。在广场示威之后的段落，则是对波维唱歌后脆弱的身体反应叙述。两个段落的衔接使社会的巨塔摇摇欲坠，城市街道的骚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同波维的身体形成了一种平行的易碎关系，而波维不出所料，则在一场演出中倒在了舞台之上。一个死者视角的主观镜头之后，镜头转向法国，法国的维罗妮卡（简称法维）在床上和男人交欢却感到一丝孤寂，她同样具有音乐天赋，却退出了音乐的舞台给一群孩子授课。在电影中，法维时刻感受到彼岸缺失的存在。如果说波维是完整的，传统叙事意义上角色即具有音乐天赋——得到展示机会——为音乐而死，那么法维则恰恰相反，电影在后半程所做的正是对波维所做的行动的探索与颠覆，它是反叙事高潮的，或者说当我们跟随法维在进行感知与探索时，恰恰是对传统叙事期待的一种打破。当传统叙事被打破时，打破的还有传统意义上的观影快感。

斯拉沃热齐泽克将维罗妮卡的二次选择看作是狄更斯《远大前程》等文学中发现的、传统升华式逆转的一个新的版本。在出生时，皮普被指定为一个“远大前程的人”，每个人都认为这预言着他的巨大成功；然而在小说结尾，当他放弃伦敦虚假浮华的生活回归童年社区时，我们才开始明白，他确实实现了那标记他生命的预言——只有在找到力量，离开伦敦上流社会的空虚喧嚣之后，他才能成为一个真正“远大前程”的人。我们在此遇到了一个黑格尔式的自反；在英雄经受考验的过程，不仅仅他的性格发生了改变，我们用以衡量他的性格的伦理标准也相应的转变。

如果说影片有一个一以贯之的行为动作，那就是相互对望的凝视。基耶斯洛夫斯基在影片中展现了不同的凝视动作如克里斯蒂安麦茨在电影第二符号学所讨论那样，电影成功地制造了一种混淆自我与他人，真实与虚构的状态，充分唤起了一种心理认同机制。眼睛是我们欲望的器官，我们观看电影感受着影院机制所带来的：“认同、窥视、恋物”之感。同时电影院所形成的暧昧环境意味着我们可以跳脱身处的象征秩序，重回镜像阶段的理想王国。而电影中不停的观看凝视动作，也是对两个维罗妮卡相互凝望中建立主体性的一次次确证。两个维罗妮卡在游行示威的广场上凝望、在照片中凝望，时刻感受到对方的存在，但值得注意的是，凝望的目光是永恒的单向，似乎基耶有意为之，不想形成两种视线的对视，而打破其间的暧昧关系，就如同在电影创作法则中，凝视摄影机意味着对封闭自足的完美幻想世界的打破。而两个维罗妮卡也如同观众在观影时所形成的具身性身体反应那样，为镜像中的人哀悼哭泣。

另一方面，电影给予了我们高于相较于两个女性主角高一级别的全知视角，让我们在第二个段落中不与法维平行，设置了另一个男性角色“木偶师”，和观众共享全知视点。而这个男性角色在后半段成为了一个占据了支配者的主导地位角色。他操纵木偶，制作木偶，又给予法维以所寻波维的生命线索，而他所做的一切，目的就是为了创作关于两个女性的木偶剧本。男性视点的介入打破了原本两个女性相互探索的平衡，反而变成了一种无处不在的他者，甚至似乎更像一个拉康意义上的“大他者”形象而存在，无所不知，无所不看。如果我们将叙事看作一种权力的象征。那么整个法维的故事就变成了，一个女性追寻着她复杂的情感动向去探索事物、去感知世界，但她最终发现自己可以感知，却是始终被书写的对象，是被分解的素材。

于是，结合上面三种解析，就获得了一个这样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观看的故事，一个观看中学会哀悼学会哭泣故事，同时这又是一个注定悲伤的故事，因为无论是观看还是被观看，电影中的两个女性始终是男性木偶师的创作素材，她们注定只能给更大的权力拥有者左右，同时套用齐泽克以远大前程分析本片的看法，这又是一个我们默认着悲伤却被篡夺了对电影中人物命运观点的电影。传统意义上希望主角放声歌唱的期待被打破，我们被影片潜移默化的定义了一种新的观念标准，来体味一个关于看与望的故事。

我们将基耶斯洛夫斯基进行一种身份的定位，他似乎身上更多地纠缠了一种cold war延长线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间的身份认同焦虑，使得他的电影无时无刻不是政治的，但他的电影却又从来不对政治直抒胸臆，而是一道水中的折影。而两生花中透过镜像、玻璃球、映像的观看，也正是对cold war年代东欧与西欧水火不容对峙的化解，将异己、昔日的恶魔映照为自我的形象。也如那个古希腊神话一般，那喀索斯迷恋水中的倒影，顾影自怜中变成一株垂于湖畔的水仙花。然而即使古希腊人也知道，没有艾柯吕斯的故事，那喀索斯的故事也是不完整的。艾柯吕斯爱恋着那喀索斯，却被诅咒只能重复她所能听到的声音。而那喀索斯故事的完满性也指向了一种电影的完满：“是声镜使视镜完满。”在有声电影出现之前，声带（收音机）曾具有创造言辞的能力迫使观众去长时间在家倾听，却因为观众的不忠而嫉妒，电影女王惩罚了她可怜的声带，剥夺了她的创造力，迫使她重复声带上人发出的声音。当艾柯吕斯遇见那喀索斯，被他的青春美貌所撩拨，但那喀索斯倾心于水中倒影，无心理会艾柯吕斯。她本应向他求爱，可是不先对她开口说话，她就不能说话，那喀索斯的世界被限定为两个想象的世界，也就是无法得到的情人，那喀索斯终于忧郁而死。

而如果说拉康意义上镜像阶段的主体性形成，其间的机制是视觉形象之上建立的，那么影片中声之影对两个女主角命运性的决定作用正是对单调的光之影的补足。于是我们在电影中看到了这样一种现象，声音说话了，她说了自己的话，艾柯吕斯的声带在《两生花》中痊愈。波维放声歌唱，声音的游荡刺穿了波维的心脏，于是艾柯吕斯的声音来到了法维的身上，法维一边如那喀索斯般迷恋水中倒影（波维），一边又在哭泣，因为她感觉到水中倒影的消失，而她却注意到了可以开口的艾柯吕斯。法维选择离开了她唱歌的命运天赋，如同从水面起身的那喀索斯拒绝了艾柯吕斯的求爱，转而蜷缩在平静的湖面等待下一次倒影。